高高的青石牌坊，矗立在牌坊村外的大路上。无边的田野向四周伸展着。春天的油菜花，铺展着一片耀眼的金黄；夏日的稻浪、荷叶在风中翻滚；秋天来了，高大的黄槲树上，每一片叶子都变成了琥珀色……

　　这一切，都在见证着一个事实：寒来暑往，柳色秋风，斗转星移，沧海桑田……历史的脚步，总是沉重而又艰辛的；但历史的脚步从来都不会无端地停止，即使是在偏远、恬静的，仿佛时光走得格外缓慢的古老村庄里，也毫不例外。

　　让我们继续讲述邓氏家族。

　　等到邓小平的祖父邓克达这一辈在世时，时光已经进入了19世纪六七十年代，即清朝的同治年间了。

　　这时的邓氏家族已经由盛而衰。原本世代书香、英才辈出的邓家渐渐趋于零落，用毛毛的话来说就是：“那个清初的邓翰林再风光，再为后辈感念，也毕竟不能再生了……我们这一支的后代们，看样子是怎么也沾不上那个邓翰林的阴德了。”

　　邓小平的祖父邓克达，在牌坊村也许只能算是一个勤俭持家的小手工业者兼农民了。他的田产少得可怜，大约只有十几亩地吧。但他为人俭朴，勤苦肯干。而且除了插秧、种田之外，还会养蚕缫丝，纺线织布。他苦苦地积攒着微薄的一点收入，像燕子衔泥垒窝一样，一点一点地筑造着自己的一份家业。

　　他逐年扩充和修盖而成的一座白墙青瓦的院落，呈一个坐北朝南的马蹄形，屋前屋后长满了秀丽的慈竹(当地人叫“钓鱼竹”，因为每一棵竹子的竹梢都向下低弯着，很像垂钓时的鱼竿儿)。不远处有一个长满荷花的清水塘，水塘边长满了水菖蒲一类的植物。离水塘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小小的桑园，桑园深处还有一栋养蚕房，也就是现在被牌坊村人称为“蚕房院子”的地方……

　　每天工余饭后，欣赏着自己亲手置办起来的这份虽然说不上殷实，却还算稳定和完整的家业，邓克达也许会感到一种自足、自信和惬意。他的自足与惬意，也如当时许多中国乡村的自食其力者所能感到的自足与惬意一样，既真实又自然。

　　只是有一桩心事，一直折磨着他的精神，使他不免有点自卑和忧虑。那就是，从他这一代往上数，已经是两代单传了。如果膝下再没有一个男儿，那么这份家业又由谁来继承呢？

　　所幸的是，“苍天不负苦心人”。1886年，也就是光绪十二年，一个男婴在牌坊村呱呱坠地。邓克达就像旱苗得雨一样喜不自禁，乐不可支。按照家族的辈分序列，他为儿子取名邓绍昌，字文明。

　　邓绍昌就是后来的邓小平的父亲了。

　　邓克达自己虽然没有读过书，一个大字都不识，但他在内心深处却常常感念和敬仰着先祖们创下的书香门第传统。也许，他还一直抱着重振邓氏门庭、再现先祖们辉煌历史的梦想吧，所以，他的儿子稍稍长大一点之后，他就用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一点钱，供独生儿子进了当地的私塾。他指望着儿子好好读书，续起邓家“书香门第”的传统。为此他苦心栽培着邓绍昌，期望有一天他能出人头地，有所作为。

　　川东乡间有一个说法叫“好人不长寿”。像邓克达这样勤做苦扒、望子成龙的好人，老天却没有让他益寿延年。儿子刚满12岁的时候，一场疾病夺走了邓克达年轻的生命。从此，抚养儿子的重任就落到了他的遗孀——也就是邓小平的祖母邓戴氏身上。

　　邓戴氏虽然是一个妇道人家，但她牢记着丈夫的嘱托，一心一意抚养儿子，并且想方设法让儿子念书，甚至把儿子送到了成都政法学堂读书。这在当时是相当有远见的一件事。邓绍昌果然没有辜负亡父和寡母的殷切期望。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成都政法学堂毕业，不仅学识过人，而且渐渐养成了正直无私、热心公益、乐善好施和嫉恶如仇的性格。对社会局势，对世态炎凉，邓绍昌都有了独立思考和判断的能力。

　　寡母门下多孝子。本来，邓绍昌作为一个读书人，完全有机会和能力在外面谋个官职，然而一想到寡母一人在乡下劳作，堂前无人侍奉，他便觉得心里不安。在他的青年时代，在忠孝难以两全的境况下，他显然“孝”字当先，毫不犹豫地回到了牌坊村。

　　1901年，邓绍昌16岁时，由寡母做主，给他挑中了一门亲事。女方淡家是广安望溪乡淡家坝的世家望族，其祖上曾在湖北通城、江苏嘉定等地做过知县，家教严谨，家道殷实，和当时的牌坊邓家也算门当户对——用川东乡间的俗语讲，就是“板板门对板板门，笆笆门对笆笆门”了。

　　淡氏是18岁嫁给邓绍昌的。1902年，他们的头一个孩子——女儿邓先烈出生。两年后，1904年，他们的长子邓先圣(邓小平)出生。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邓先修(邓垦)和邓先治(邓蜀平)。

　　淡氏是一位品貌端正、勤劳善良的家庭妇女。在婚后20多年的生活中，她相夫教子、洗衣做饭、养蚕缫丝，什么活儿都做。尤其是丈夫后来在外谋事，难以照顾家人的日子里，她更是用一个女人的全部力量，支撑起了渐趋上升状态的整个邓家生活。

　　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在以后的讲述中，还会更详细地讲到这位对童年邓小平的成长产生过巨大的精神影响的母亲。

　　这里要说的，仍然是邓小平的父亲邓绍昌。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20世纪初叶，正是中国大地上民主革命风起云涌，腐朽的满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的时代。而毕业于成都政法学堂、见过世面的邓绍昌回到广安老家后，无疑成了当地少数的具有清醒的政治意识和独立思考与判断能力的文化人之一。

　　按说，他已经成家立业，也有了可以继承家业的儿子，剩下的就是好好抚育孩子长大，培养孩子成为栋梁之材，朝着他父亲邓克达生前所期望的、重振邓家“书香门第”的目标努力的事情了。然而邓绍昌的目光和抱负却并非仅仅这样狭窄和单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毕竟接受过新式教育，懂得国家的不幸、民族的屈辱与悲哀，对于个人的命运意味着什么。

　　以重庆为中心的川东北一带，是20世纪初较早受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地区之一。著名的民主革命檄文《革命军》的作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宣传鼓动家和战斗者邹容，就是重庆地区的巴县人。《革命军》所传达出的振聋发聩的民主声音，响彻了当时的华夏大地，而对身处其时其地、又沐浴过新式教育和民主风潮的川东青年邓绍昌来说，不能不产生积极的影响。

　　不仅如此，据《广安新志》记载，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广安曾发生过反对洋教、火烧河东观音阁教堂的自发性的群众斗争。有的研究者说，当时年方13岁的邓绍昌，也随群众参加过斗争……

　　这一切都在说明，和自古以来甘于封闭与迟缓的小农生活，缺少开拓与进取意识的川东一般农民相比，邓绍昌显然是属于“觉醒”和“先行”的一代人。在一种古老的传统观念的束缚下，走出这一步，无疑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远见的。

　　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邓绍昌正是具有这种勇气和远见的一个人。

　　他勇敢地加入了川东民间帮会组织“哥老会”(又叫“袍哥会”)，做了协兴“码头”的“当家三爷”(即坐了第三把交椅)，后又升为“掌旗大爷”，带领民间激进群众奔走呼号，从事反对洋教运动和当时闻名全国的四川“保路运动”；

　　1911年辛亥革命前后，广安建立了“革命军”，邓绍昌成了革命军新兵训练营的营长，率人参加了地方上的武装暴动；

　　后来邓绍昌又担任过协兴乡团总和广安县团练局局长，带兵剿伐过华蓥山一带的土匪；

　　当然，最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儿子邓小平送出了川东，送出了国门，让他加入了当时一批有志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行列……

　　许多年之后，人们将因为他伟大的儿子，而重新来打量和认识这位真正地做到了重振邓氏家族的川东乡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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