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见到他的外国人，总不免要关切地询问他的经历。

　　1988年9月，他这样回答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人们都知道我曾经‘三下三上’，坦率地说，‘下’并不是由于做了错事，而是由于办了好事却被误认为错事。”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

　　这是邓小平留给人们最有名的一句话。

　　在人民的心目中，他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以73岁的高龄，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辟了一条 崭新的道路。

　　宽阔的天安门广场，见证了波澜壮阔的历史。

　　正是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铸就了邓小平起伏跌宕的人生。

　　1920年，16岁的邓小平，沿着长江水道，走出四川盆地，去拥抱大海。

　　他把自己的人生目标写在人生履历上。他说：我已打定主意，更坚决地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

　　1927年，23岁的邓小平从苏联回国，投身火热的国民革命洪流中。

　　1980年，邓小平来到武汉八七会议纪念馆参观，在这里久久徘徊。

　　1927年，正是在这里召开的八七会议上，23岁的邓小平第一次见到了34岁的毛泽东，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

　　1980年，邓小平在参观八七会议纪念馆时讲道：

　　“我那个时候是中央的秘书，是政治秘书。”

　　“那个时候政局变化很大，‘八一’以前，就决定了一部分人去搞南昌起义，一部分人开这个会。‘八七’嘛，就是要搞全国起义。”

　　历史，同样为这个矮个子年轻人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两年后，他只身来到广西左右江地区，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和红八军，赤手空拳开辟了一片新开地。这即便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是并不多见的辉煌履历。

　　1986年，邓小平与王震游漓江时有这样一段对话。

　　王 震：二十几？那个时候你？

　　邓小平：哪个？

　　王 震：你那时候二十几岁？

　　邓小平：二十几岁。25岁。

　　然而，在中央苏区，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1933年3月，中央“左”倾领导人指责邓小平和毛泽东的弟弟毛泽覃，还有红军独立五师师长谢唯俊、江西省党团书记古柏四个人是“反党的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实际原因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的正确路线。邓小平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还背负着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结婚不久的妻子也离他而去。

　　最后他被分配去刻钢板，编报纸。这是他十年前在法国留学时干的行当。

　　对邓小平的这段经历，毛泽东记忆殊深，在晚年常常谈起，他说：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

　　在人们的记忆中，挨整的邓小平依然是那样地乐观。

　　长征开始时，他经常和同行的人聊天，开玩笑说是成立了一个“牛皮公司”。他最擅长的是“精神会餐”，越没有吃的，他就越有话说，总是讲四川的回锅肉、麻婆豆腐、辣子鸡丁，说得大家都围拢来听，听得直咽口水，当然疲劳也消除了不少。

　　不久，邓小平又一次见证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转折。他列席了遵义会议。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回到了中央领导岗位。

　　邓小平的日子也好过了。此后，他的人生和党的事业一样，仿佛是一马平川，从一个辉煌到另一个辉煌。

　　1947年邓小平和刘伯承指挥十几万人马千里挺进大别山，开辟中原新解放区。

　　十万铁流，直插中原腹地，引起敌人一片恐慌，刘邓大军的困难也超乎想象。邓小平后来说：“整个解放战争中最困难的是这个担子。”

　　1948年，邓小平担任淮海战役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和指挥中原、华东两大野战军对敌作战。

　　随后，他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新中国的开国大典。

　　但很快，他就销声匿迹了。因为仗还没有打完。

　　他和刘伯承一道，奉命率部进军大西南，解放大西南。在那里，他担任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为开创西南地区稳定、发展的新局面，和平解放西藏，实现祖国大陆的完全解放付出了巨大心血。

　　1951年9月，刚刚从四川参加土改回京的梁漱溟，被毛泽东请到中南海谈话。梁漱溟极力称道邓小平在四川的工作，毛泽东笑着评价说：梁先生看人还蛮准呢，无论是政治，还是军事，论文论武，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

　　一年后，邓小平奉召进京，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从一个“封疆大吏”变成了“中枢要员”。不久，他又出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是他自1927年以来，第三次担任这样的职务了。

　　初到北京的时候，他还像战争年代那样，剃着光头。

　　从1953年起，他留起了人们熟悉的小平头。

　　他干练、利索的工作作风，也像他的小平头一样，为人们越来越熟悉，并获得毛泽东的高度评价。

　　在八大前夕的中共七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提议52岁的邓小平为新设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表示：“我还是比较安于担任秘书长这个职务。”毛泽东说：“他愿意当中国的秘书长，不愿意当外国的总书记。其实，外国的总书记就相当于中国的秘书长，中国的秘书长就相当于外国的总书记。他说不顺，我可以宣传宣传，如果大家都赞成，就顺了。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

　　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

　　毛泽东不仅在党内公开称赞和宣传邓小平，1957年11月在苏联访问的时候，他专门对赫鲁晓夫说：“你看到那边那个小个子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又说，“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难得的人才。”赫鲁晓夫似乎颇有同感，连连点头：“这个人可厉害，我跟他打过交道，1956年他来了，你可别看他个子低一点，他的智慧、思想水平很高。”

　　邓小平每一次都让对手吃够了苦头。他坚持原则，勇于斗争，既针锋相对，又绵里藏针。

　　1963年7月22日，邓小平率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中苏两党会谈后回到北京。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都前往机场迎接，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罕见的。

　　毛泽东说：“你们取得了完全的胜利，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击师’。事实上是这样，赫鲁晓夫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

　　1959年，毛泽东说自己主要做跑龙套的工作，不能登台演主角了。还说：“权力集中在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我为正帅，邓小平为副帅。”从此，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分为一线和二线，身为总书记的邓小平在一线忙碌着，有时候，他还以代总理的身份出席各种国务活动。

　　后来邓小平常常回忆说，他最忙的时候，是担任总书记的十年。那时候，一家人住在中南海里的含秀轩，虽然很忙，的确还平静。

　　1969年10月，65岁的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监督劳动，住在一所步兵学校的将军楼里。这里离他三十多年前在政治上受到打击的赣南不遥。

　　在江西，他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里重操旧业，干起了钳工。这是他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学会的技术，没想到此时派上了用场。

　　走路散步，成为他意志显现的固定方式。

　　每天上午，他步行到工厂，一个来回约走5000步。午睡起来后，他要在院子里再走5000步。65岁的老人，每天坚持走10000步，无论是酷暑还是寒冬，没有坚定的信念和坚忍的意志是难以想象的。久而久之，他走出了两条小路，工人们称之为“邓小平小道”：一条是从将军楼到工厂，一条在将军楼的院子里面。

　　两条小道，凝聚着他多少思考。后来的人们曾比喻说，邓小平是沿着这两条小道走回北京的。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毛泽东并没有忘记邓小平，他让汪东兴始终和邓小平保持着联系。初来江西，邓小平对专案组的人说：我同意中央对我的安排，我到江西来了，但我还会出来工作，我还会为党工作十年。

　　1971年9月，林彪事件发生以后，邓小平的境况逐渐好转起来。1972年，毛泽东在邓小平要求重新工作的来信上明确批示：邓小平同志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他协助刘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以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在肯定邓小平在历史上的功绩后，毛泽东在最后还加上一句：“这些事我过去讲过多次，现在再说一遍。”

　　这个不同寻常的批示消除了邓小平复出道路上的障碍和迷雾。

　　去瑞金红都糖厂参观时，邓小平问有没有去车间的近路，厂里的人说：“有条小路，坑坑洼洼的，不好走。”邓小平认真地说：“不要紧，为什么有近路不走偏要走远路？中国革命的道路本来就是曲折的，不是笔直平坦的。”他们沿着小路来到澄清车间，上楼梯时，有人上前搀扶，邓小平摆摆手说：“不要扶，我还可以干20年。”跟在身后的卓琳听了，笑着说：“哪还能干20年？”邓小平信心十足地说：“我才69岁，我还可以干20年嘛，干20年没有什么问题。”

　　从1972年到他1992年发表南方谈话，邓小平后来果然干了20年。如果从他1977年第三次复出开始，到1997年逝世，又是一个20年。

　　冬去春来，邓小平回到了北京。

　　1973年3月2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地约见了邓小平。这是自1966年9月以后，他们相隔七年多后的第一次会面。

　　邓小平发现毛泽东老了。

　　毛泽东问他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的回答只有两个字——“等待”。

　　中国的政坛，也“等待”出让许多人意外的一幕。

　　1973年4月11日，邓小平的身影悄然出现在欢迎西哈努克亲王来京的行列中。次日晚上，外国记者惊奇地发现邓小平公开露面了。他们竞相向全世界发布这一重大新闻：邓小平复出！国外媒体送给他一个外号，叫“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

　　从邓小平复出后公开露面的资料片中，人们可以看到邓小平重归中国政坛的清晰脚步。开始的时候，他排在非常靠后的位置，到1973年9月15日，他第一次以主角的身份到机场迎接外宾。1973年9月21日，以邓小平为主欢迎埃及友好代表团，到9月24日欢送埃及友人时，《新闻简报》中第一次称邓小平为“邓小平副总理”。

　　这年10月，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访华时，邓小平心情愉快地陪他游览了桂林山水。6年后，特鲁多再次来华访问，他探究似的问邓小平重返政坛的秘诀是什么，邓小平的回答是：忍耐。

　　复出后的邓小平在各种场合见到了许多老朋友、老战友。一次，阿沛·阿旺晋美问他这几年是怎么过来的，邓小平回答说：“我这几年在下面过得很好，你看我的身体不是还很健康吗？我过去学过钳工，后来干革命，手艺生疏了。这几年又干钳工，还学到不少新技术，这也是一件好事。”邓小平还深有感触地说：“我是得到了主席和总理的保护才活下来的。送我到外地一个小地方，也是一种保护。不然，可能连命也保不住了。”

　　毛泽东开始为重用邓小平大造舆论了。1973年12月14日，他在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会议上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我想政治局添个秘书长吧，你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一天后，毛泽东告诉人们：“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说着他转身对旁边的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改一改吧。”

　　邓小平的复出，成为“四人帮”一伙谋取党和国家重要权力的障碍。他们频频向毛泽东诬告邓小平，毛泽东却对王洪文说：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小平同志政治上强，会打仗呢。1974年12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长沙商量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时，又特别强调：邓小平“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他甚至告诉来访的金日成，邓小平“能打仗，会反修，会做政治思想工作。我们要他，以后有事找他”。

　　在1975年1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先后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在周恩来总理因病住院期间，由邓小平主持国务院工作，不久，又确定由他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由一个人全面主持党、政、军日常工作，这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是不多见的。

　　邓小平深深地感到肩上的担子是多么地沉重，他决心放手一搏。

　　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他排除“四人帮”的种种干扰，对“文化大革命”以来积累的纷繁复杂的问题，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整顿。

　　邓小平后来说：“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

　　铁路整顿、钢铁整顿、军队整顿、文化教育整顿，最后发展到党的组织的整顿。整顿，逐渐延伸到了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

　　毛泽东感到了担忧。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做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七分成绩，三分错误”，连这个决议的基调也定了下来。主持搞了这个决议，或许会使邓小平的政治生涯转危为安，但他明确表示：由我主持搞这个决议不合适，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一向倚重邓小平的毛泽东失望了。

　　在“四人帮”的蛊惑下，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开始了。

　　八年后，邓小平对来访的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这样解释他第三次被打倒的情况。他说：“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他们又一次把我轰下了台。”

　　1976年1月15日，邓小平在周恩来同志追悼大会上致悼词，这是邓小平在1976年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不久，他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邓小平第三次被打倒了。

　　这时他已经是72岁的老人。

　　许多人认为，邓小平的政治生命永远结束了。

　　第三次被打倒的邓小平被软禁在北京东交民巷十七号。他依旧以沉默来抗争。

　　和家人分别时，孩子们塞给他一副新扑克牌。在一人独处的时候，他就自己玩牌，一副新牌被他摸旧了，牌角也磨得发了白。

　　1976年6月10日，邓小平回到宽街的家中。

　　他每天以劳动锻炼身体。在毒毒的日头下，他蹲在地上一剪刀一剪刀地剪草，汗水从他的额头流下，湿透了有着破洞的老头衫，湿透了他的衣裳。他无言无语，坚忍顽强。

　　1976年是邓小平的“本命年”。8月22日，在宽街地震棚里，全家人为他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生日。

　　多年后，人们常常问他第三次被打倒后的感受，他的回答是：“没有别的，就是乐观主义……如果天天发愁，日子怎么过？”“我们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老战士……我们要把经历过的好的时期记住，坏的时期忘掉，我们都是乐观主义者。”

　　中国的历史，也总是在乐观中前进。

　　1976年10月，随着“四人帮”的覆灭，在困境中保持乐观心态的邓小平，迎来了他政治生涯的辉煌岁月。

　　1977年7月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恢复了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第三次复出后的邓小平，这样表达自己的心声：

　　作为一名老的共产党员，还能在不多的余生里为党为国家为人民做一点力所能及的事情，在我个人来说是高兴的。出来工作，可以有两种态度，一个是做官，一个是做点工作。我想，谁叫你当共产党人呢，既然当了，就不能够做官，不能够有私心杂念，不能够有别的选择，应该老老实实地履行党员的责任，听从党的安排。

　　1977年7月16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开幕那天，北京国际友好足球邀请赛也同时开幕。30日，中央全会闭幕几天后，邓小平公开出现在北京国际足球邀请赛的看台上。这是一场决赛，中国青年队对香港队。许多观众从电视上收看了这个比赛，同时也看到了邓小平复出后的第一次亮相。

　　决赛后，邓小平又专门接见了参加国际友好足球邀请赛的各国代表团团长。

　　这是一个奇特的公开亮相。

　　73岁的邓小平，展露出一贯的乐观和自信。

　　人们的欢呼，表达着太多的期待，太多的希望。

　　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曲折后，走向未来的中国并不轻松。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的功过是非，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严峻课题。如果不能够正确地回答这个课题，就不可能迈开前进的步伐，就不能澄清当时存在的“非毛化”的错误倾向，就不可能保证未来的中国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胸襟坦荡的邓小平，展示了他的远见卓识。

　　1980年8月他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时说：

　　你一定要记下我的话，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包括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过去的错误都算成是毛主席一个人的。

　　面对西方记者的提问，他坚定地表示：天安门前的毛主席像，要世世代代地挂下去，因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邓小平，用自己一生的经历和体会，给后人留下了这句名言。

　　即使退休以后，邓小平还带着家人到中南海参观毛泽东故居，并在菊香书屋前合影留念。

　　走在熟悉的小路上，他或许回忆起许许多多的往事。

　　在邓小平心目中，他永远是毛泽东的学生和战友。

　　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说道：

　　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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