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继续书写历史。

　　卸下历史的包袱，中国以从没有过的轻快步伐迈向未来。

　　走向未来，继续书写历史的邓小平，是一个少说多做的人。

　　在毛泽东之后，邓小平继续书写历史。

　　回首过去，充满曲折；面临现实，必须扛起历史的风险，选择一条新的道路，才能拯救中国。

　　在中华民族寻路的关键时刻，邓小平感受着历史的压力和紧迫。

　　他仿佛要以自己不多的生命，换取国家的青春。

　　走在历史前面的邓小平，一向拥有少说多做、实在质朴的鲜明个性。

　　在晚年，孩子们曾经问他长征是怎么过来的，他的回答是三个字——“跟着走”！

　　问他在太行山时期都做了些什么事？他的回答是两个字——“吃苦”。

　　谈起他和刘伯承率领的第二野战军的历史，他的评价也是两个字——“合格”。

　　外宾问他第三次被打倒后的感受，他的回答还是两个字——“忍耐”。

　　这就是邓小平的风格，一种简练务实、善于抓住问题的核心一语中的的风格。

　　邓小平不喜欢华而不实的空架子，说话办事喜欢干净利落。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开会不作记录，平时不写笔记，发言讲话不写讲稿，最多一个纸条记几个数字，但凡落笔都在文件上。处理文件都是当日事当日毕，看完批完就让秘书拿走，办公室内不留文件。他的办公室内确实干净简单，除了书籍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

　　——《文革岁月》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甚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中南海的造反派来抄家，本以为可以找到许多“罪证”，没想到竟连只字片纸也没有找到。极度失望的造反派悻悻地说：“一点笔记都没有，这个总书记，也不知道是怎么当的！”

　　邓小平喜欢用鲜花装点生活，他的院子里常年栽种着牡丹、玉簪、月季、芍药，每个季节都有鲜花开放。孩子们问他最喜欢哪种花，他回答是芍药，理由是芍药花不但好看，更主要的是可以入药。

　　将美好的生活情调与日常生活的需要联系在一起，表面看来，这是邓小平独特的实用美学，实际上是他求真务实性格的形象注脚。

　　工作之余，邓小平也看看文艺作品。

　　他讨厌假大空那一套，喜欢内容真实而丰富的作品。1978年8月，他告诉文化部负责人：现在电影不多，读物很少，我这里摆了一些文化大革命以来出版的小说，干巴巴的读不下去，看了开头就知道结尾。电影也是这样，题材单调，像这样的电影我就不看，这种电影看了使人讨厌。有人就是不敢想问题，不能从“四人帮”的框框里脱出来，不敢写恋爱。

　　在第一代中央领导人中，陈云有一个爱好：打算盘。这是他长期主持国家经济工作养成的习惯。邓小平也有一个爱好：喜欢用数字说话。

　　用数字说话，既形象实在，又有说服力。

　　1950年，刘邓大军解放大西南后，邓小平曾用90万、6000万和60万三个数字来概括当时的形势和任务。90万，就是要把战争中投诚和俘虏的90万原国民党部队改造成人民的军队；6000万，就是要组织我军西南地区6000多万人民群众实行土改，发展经济；60万，是说在西南的60万军队不仅要成为战斗队，还要成为工作队。

　　1958年，邓小平到四川隆昌县新生高级社视察时，一张嘴就问当地有多少党员、团员、党支部、团支部、贫农、中农，粮食亩产多少，社员能分多少粮食？一听说社员一年平均分得六百多斤粮，邓小平说：“少了，一般来说要八九百斤，包括牲畜粮要千把斤才够。”邓小平还详细地过问了这里的土地、人口、堰塘的数字，甚至连老大娘一天能织多少麻线都问到了。

　　务实精细的性格本色，体现的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哲学智慧，反映出尊重实践、求索真理的思想作风。

　　中国人都熟悉一句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本是四川农村的一句俗语。战争年代的刘伯承，每逢大战在即，经常脱口而出的就是这句话。

　　1962年，正当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一些农村地区为了应对自然灾害，自发产生了包括包产到户、责任田等各种各样的生产形式。这一切，在党内引起较大争论。邓小平认为：“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为了形象地表达自己的观点，邓小平恰到好处地引用刘伯承经常说的“猫论”。

　　第三次复出后，邓小平还有过类似的幽默。1978年2月，他出访尼泊尔途经成都时，对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说：“我在广东听说，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

　　鸭子也好，猫也好，人们都能从邓小平朴素的话语中，听出背后深刻的含义。

　　那含义，就是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实事求是。

　　在江西南昌，人们在新建的八一大桥上竖起一对白猫黑猫。它是人们心目中求真务实的象征。

　　中共十一大于1977年8月12日在北京召开。18日下午邓小平同志在会上致闭幕词：

　　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起码标准。

　　邓小平1978年在全国科学大会上讲：

　　追求表面文章，不讲实际效果、实际效率、实际速度、实际质量、实际成本的形式主义必须制止。说空话、说大话、说假话的恶习必须杜绝。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要真正做到求真务实，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也只有依靠求真务实的精神，才能冲破思想束缚的坚冰，宣告一个新时代的来临。

　　当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文章引得中国政坛沸沸扬扬、争论不已的时候，邓小平当即表示：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我是支持这篇文章的观点的。”接着，他先后在四川、广东和东北“到处点火”，强调恢复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在这年12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他的讲话更是掷地有声：

　　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

　　在山东青岛视察海军的时候，邓小平说：不解决思想路线问题，不实事求是，解放思想，正确的政治路线就制定不出来，制定了也贯彻不下去。

　　1978年的中国，最需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

　　1978年的中国，也正是因为扬起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风帆，才使中国的改革开放之船起锚远航。

　　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就这样成为了历史的引擎，使改革开放的列车，带着中国前行。

　　站在船头的领航者，就是求真务实的邓小平。

　　在接下来的改革探索中，邓小平常常从国家和民族的最高利益出发，毅然决然地把教条式的抽象原则争论放在一边，而让时间和实践来作出回答，证明一切。他说，不搞争论，是他的一大发明。新的东西，允许试验，对的就坚持，错的就赶快改。这是他一贯的思想方法。针对国外有人把他说成是改革派，把别人说成是保守派，邓小平的回答是：“我是实事求是派。”

　　中国的改革，正是在“实事求是派”的指导下，闯过无数的险滩急流，走上越来越宽阔的道路。

　　1992年，88岁的邓小平回顾历史，依然感慨地告诉人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读的书并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实事求是。过去我们打仗靠这个，现在搞建设、搞改革也靠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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