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但家里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在江西期间，他写的家信比前几十年加起来的还要多。女儿回忆说：从小到大几乎没有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年代，为大女儿的婚姻，为大儿子的治病，为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他多次写信，甚至给毛泽东写信。

　　退休后的第一个除夕之夜，邓小平是这样度过的。

　　他把孩子们从各地招到自己身边，和千千万万子孙满堂的老人一样，悠闲惬意地看着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这是一个温暖、幸福的大家庭。

　　每当这个时候，一向不爱照相的邓小平都心甘情愿地听任儿孙们的摆布，其乐融融。

　　邓小平和卓琳于1939年在延安结婚。

　　1966年，邓小平重回延安，同行的蔡畅问他：你记不记得你们就是在上面那个窑洞结的婚？

　　邓小平的回答我们不得而知。但对于27年前的婚礼，他一定是记忆犹新。

　　那是一个简朴、热闹的婚礼，也是一个规格很高的婚礼。和他们一起结婚的还有另一对夫妇孔原和许明。当时在延安的中央领导人毛泽东、张闻天、李富春等，能来的都来了。

　　婚后不久，邓小平就要上前线了，年轻的妻子要丈夫保证每周给她写封信。邓小平说：好，我写一封，让秘书印几十份，一个月给你发一份。

　　在妻子眼里，邓小平不是一个浪漫的丈夫,但夫妻间洋溢着的真诚和关爱，使她觉得邓小平是一位真诚实在的丈夫。

　　在工作人员的眼里，他们夫妻之间很少有卿卿我我的举动。

　　在孩子们的印象中，几十年从来没见父母亲红过脸，或者争论过什么问题。

　　20世纪50年代，邓小平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后，向妻子提出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妻子理解丈夫，支持丈夫的工作，尽职尽责地担起了全家人生活的担子，从不干预政治上的事情。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受到批判。卓琳说：我是了解他的。在谪居江西的日子里，夫妻俩一起到工厂劳动，一起在自家住的院子里挖地、种菜。妻子身体不好，65岁的邓小平成了家里的壮劳力，承担起了清扫拖地、劈柴砸煤之类的重活、累活。

　　1976年“天安门事件”后，邓小平被软禁，卓琳陪着他。可没过多久，卓琳由于眼病住进了医院。他们两人只有通过互相递纸条来传递各自的信息。邓小平给卓琳一张纸条，什么都没写，卓琳也立即回了一张白纸。彼此心照不宣，以这种特殊的方式互报平安。这就是夫妻间的那份理解、那份真诚、那份关爱。

　　在北京，邓小平一家住过三个地方。1969年以前住在中南海怀仁堂右侧一所叫“含秀轩”的院子。后来住到宽街的一所院子。第三次复出以后，邓小平的家搬到了北京景山后街米粮库胡同的一所院子。这是他最后的住所。

　　在忙碌中，孩子们长大了，也有了自己的孩子。如果加上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这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

　　邓小平爱家，孩子们恋家。

　　他的办公桌上至今还摆放着孙子们送给他的瓷玩具。四个小动物，四个不同的属相，分别代表四个孙子。还有一个小篮子，里面坐着七只白白胖胖的猪。五只小胖猪像是邓小平的五个儿女，两只大胖猪都戴着眼镜，是邓小平和卓琳，组成了一个温馨、可爱的大家庭。

　　在孩子们眼里，邓小平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好老头。

　　他在家里说话不多，不当裁判，不断是非。孩子们如果吵嘴，他会说:“到外边吵去。”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

　　他习惯让孩子们独立思考问题。“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女儿邓林曾经问他：“我们该怎么办？”邓小平回答说：“你们自己考虑。”

　　邓小平很少用语言表达感情，但家人的事情他都装在心里。在江西期间，他写的家信比前几十年加起来的还要多。女儿回忆说：从小到大几乎没见到父亲写过信，可在那个特殊年代，为大女儿的婚姻，为大儿子的治病，为小女儿和小儿子上学，他多次写信，甚至给毛泽东写信。

　　大儿子邓朴方到江西后，年近七旬的邓小平担负起了照顾儿子的责任，他每天都给儿子洗澡、翻身、换衣服，每件事都做得认真、细致。

　　越到晚年，他越加珍视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光。

　　饭桌是全家聚会的地方和信息交流中心，一家大小十几口人，分两桌吃饭。在饭桌上，大家七嘴八舌，从国家大事到马路新闻，海阔天空，热闹非凡。邓小平喜欢饭桌上这种轻松、活泼、融洽的气氛。他总是边听边吃，很少插话，也绝不会表态，只是在孩子们说得过于随便的时候来一句：“胡说八道。”

　　到了晚年，医护人员一致反对他喝白酒。邓小平欣然接受，改喝加饭酒，午餐时一小杯，从不过量。

　　1989年退休以后，医护人员劝他戒烟，他说：那我试试吧， 抽到85岁也抽够了。从此再没有抽过一支。烟瘾上来时，他就吃鱼皮花生。

　　8月22日，是邓小平的生日，也是全家最盛大的节日。每年的这一天，家里的亲戚都来聚会，不请外人。大家一起唱生日歌，孙子辈和爷爷、奶奶一起吹蜡烛，爷爷、奶奶切蛋糕，爷爷给大家发寿桃，儿女们、孙子辈去给爷爷敬酒，和寻常百姓家庭没有什么两样。

　　孙子孙女是他心中的宝贝。少了谁，就要问，就要找。他们从很小的时候就每天到爷爷的办公室，亲亲爷爷，让爷爷抱抱，有时还会在爷爷身上爬来爬去。每当这时，他就显得非常满足，一种尽情享受天伦之乐的满足。

　　和孩子们在一起，他总是那样地舒心。

　　孙子编了柳条帽，给爷爷、奶奶戴在头上，两位七八十岁的老人，好像都回到了年轻时代。

　　孙女要和爷爷照相，她把玩具也当作一个成员，让爷爷牵着小猴子的一只爪子，她自己牵着另一只。

　　他给孙子讲故事。

　　看孙子从海边抓回来的小螃蟹。

　　为了让孙子开心，爷爷吹起了蒲公英。

　　他特意在自己的办公室准备了一个粉红色的糖盒，里面装上巧克力，小孙子来了就给他一块，逗孩子说：爷爷就这么点权力。

　　晚年的邓小平，爱看金庸的武侠小说。他说，看武侠小说不用动脑子，轻松，消遣，得到休息。

　　在中国大陆，他可能属于第一批金庸小说的读者。1983年，他专门会见了金庸。

　　听京戏，邓小平也很内行。他最喜欢的是言派须生和程派青衣。

　　1988年春节，他在上海特意点了“言派”传人言兴朋演唱的《让徐州》。

　　每天散步之前，他都要做操。这是他退休后为自己编的一套体操，抬腿，弯腰，伸胳膊，都是些最简单的动作。但他做起来却十分认真。这样坚持下来，到89岁那年，他还能双手叉腰单腿轮流跳，并在医护人员协助下，做下蹲运动。

　　该说说邓小平对体育的迷恋了。

　　电视上的体育节目，他百看不厌。特别是足球、排球的赛事转播。看的时候，他像亲临现场一样紧张。中国队赢了，他就高兴地拍手，还对身边的人说：“快鼓掌啊！鼓励鼓励。”

　　如果是体操、跳水这样的项目，他会一边看，一边和场上的裁判一起打分。不过，他给中国选手打的分，总是偏高。

　　邓小平说他生平最喜欢看足球。早年在法国勤工俭学，为了看一场精彩的国际足球赛，他把一件外衣当了五个法郎，买了一张最便宜的门票。晚年还回忆说，五个法郎，是一天的饭钱，他还记得那场球赛的获胜者是乌拉圭队。

　　到了晚年，电视台转播足球赛，他是每场必看。1990年第13届世界杯足球赛，中央电视台转播了52场，他一场没漏。如果时间太晚，他就让工作人员录下来，第二天再看，还一再叮嘱，不要告诉他比赛结果，否则看起来就没有意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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