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个被“管大”、“抱大”的孩子来说，单飞，永远都嫌太早。不幸的是，我们至今依然在延续着“管”与“抱”的基本理念，对放开后的混乱、堕落的害怕，远甚于对“管住”后的呆板与能力低下的担忧

　　同事间闲谈起各自大学时代的集体生活轶事，虽然是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或本世纪分别就读于不同高校，有一点却是相同的：都遇到过一些精神发育不良、性格偏狭乃至出现心理障碍和精神异常的同学。

　　聊罢悚然而惊。一位心理学家近期在上海、北京、南京完成的大规模心理症状自评测查结果显示，大学新生的心理健康水平普遍低于全国成人正常水平。另一份面向北京地区大学生的调查也显示，学生中可能存在中度以上心理问题者占16.51%。

　　一系列恶性事件使大中学生的心理问题成了热点，究其原因，每每都归结到独生子女一代的天然缺陷、社会竞争加剧带来的压力等，对这一群体提供更多心理卫生教育和保护的呼声也随之渐高。与之如出一辙的，还有“留学垃圾”现象，从生活习惯不良、学业欠佳，直至绑架、勒索，甚至贩毒、凶杀，涉及的留学生虽为少数却也绝非个别。

　　其实，真正“低”的，也许并不是年龄。许多“出事”的留学生，都已是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

　　对一个被“管大”、“抱大”的孩子来说，单飞，永远都嫌太早。不幸的是，我们至今依然在延续着“管”与“抱”的基本理念，对放开后的混乱、堕落的害怕，远甚于对“管住”后的呆板与能力低下的担忧。

　　对大学生在外租房发布禁令，就是立足于“管”的最近例子。网上浏览，反对和抱怨者似乎只有两类人，一是学生本身，二是一些法律界人士。其余的，从家长到学校，整个成人社会空前一致：一个要放心，一个要能管住、看牢，于是教育部的“原则上不允许学生自行在校外租房居住”，落实到一些高校，就明确到了“违者开除”的地步。无端端地，将一腔爱护之情，演化成声色俱厉的申斥管教，硬要将一群初涉社会的成年人紧抱进怀里。

　　并不能单怪学校与教育部门。

　　就像不能将“留学垃圾”的出现主因归为“低龄化”，不能将大中学生的心理脆弱记在独生子女账上一样。国内青少年身上的种种问题，也并非这一代独有。不论是过去的棍棒底下出孝子，还是今天对独生子女的过度保护，其实，所强调和依靠的都是他人的多“管”。这一教养方式，与我们封建时代的金字塔型人才选拔任用体系和后来计划经济时代的分配制度，都是颇为吻合的。今天多元选择、越来越尊重人权的社会，需要的却是懂自律、能自制、不滥用自由、有独立精神和活力的个体。真要培养这样的人，就意味着教育理念的根本转变：多“放”，早“放”，少“管”，更不要简单地视“管住”为成绩；多提供安全设施与细致服务，却不能回到“学校办社会”、吃喝拉撒样样都管住的老路去。

　　从“管”到“放”，在一群没有完全准备好的年轻人中，必定会出现一些迷失歧途者，令人可惜却也在情理之中———一个生命、一代人的成长必然有其代价。

　　更可怕的，反倒是成人们顽固难改的“看管”惯性和保护冲动，只求一时太平不顾长远倒退的权宜应付之策。看似一时一策的小节，所牵涉的，其实是一个民族未来的社会发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