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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等生的荣誉服
我上的是得克萨斯州一所规模很小的学校，有一项传统：每年八年级学生毕业时，在毕业典礼上代表毕业生致告别词的学生会被授予一件荣誉服，作为对其八年来一直保持最优秀成绩的奖励。荣誉服由金绿两色构成，金色和绿色是我们学校的颜色，荣誉服的左胸上有一个金色的大写字母“S”，口袋上还用金线绣着获奖者的名字。
几年前，我的大姐姐罗斯曾获得过一件荣誉服。我渴望着自己也能得到一件。我今年十四岁了，正读八年级。从一年级开始，我一直是个全优学生，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年，仿佛是胜利在望了。
我的父亲是个农场工人，他挣的钱还不够养活八个儿女，所以我六岁时就被送到祖父家里去抚养。在学校里，尽管我们家姐妹个个身手敏捷，身强力壮，却不能参加各种体育竞赛，因为我们付不起注册费、制服费和差旅费等费用。所以，我们也从没有过一件印有学校名称的衣服。而优等生荣誉服，是我们得到学校制服的惟一机会。
到了毕业前夕的五月，春倦症像往年一样猛烈地向我们袭来。在课堂上，谁也不能集中精神听课；大家都张望着窗外，或者相互对视，都盼着这最后几周的学校生活赶快结束。
我每次照镜子的时候都会为自己的形象失望透顶，镜中的女孩骨瘦如柴，浑身上下没有一点曲线。同学们都喊我“豆秆”，我也知道自己的长相确实如此。平坦的胸部，瘦削的臀部，再加上一个不错的脑瓜，这就是我的全部所有。上历史课的时候，我一走神就想到了在体育馆里自己像一根豆芽似的插在花枝招展的同学们中间的情景，只得在心里安慰自己道：这对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子来说，应该也不算什么大不了的事情。
另一个向同学们展示我牙签般瘦削的大腿的时候到了，那是一节挥汗如雨的篮球课。这时，我才想起自己把运动裤忘在书桌下的书包里了，只好跑回去取。汤普森教练的脾气很坏，如果有人不穿运动服去上课，她就会大发雷霆。不过，她认为我是个优秀的篮球前锋，还曾努力去说服祖母让我加入篮球队。当然，祖母没有同意她的建议。
我快走到教室门口时，听到里面有人在争吵，说话的人由于愤怒而提高了嗓门。我停下了脚步。我并不想要偷听他们的谈话，正犹豫着，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上课时间快到了，我得取回运动服，可我又不愿打断老师的争论。这时我已辨出了他们的声音，那是历史老师史密特先生和数学老师布恩先生。他们好像是在谈论着我的事情。他们的话叫我大吃一惊，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就像是生了根似的紧紧地贴在墙上，简直要和上面那些胡乱涂抹着的画儿融为一体了。
“我拒绝干这种事！我不管她的父亲是谁，她的成绩和玛莎的根本没法比。我不能说谎或者篡改学生的学业记录。你也知道的，玛莎的成绩一直是A＋。”史密特先生的话语听上去异常愤怒，而布恩先生的声音就平静多了。
“你看，琼的父亲不仅仅是学校董事会的成员，他还是镇上惟一的一家商店的老板。可以说，这一种紧密的联系和……”
我如雷轰顶，耳中“嗡嗡”作响的声音掩盖了他们后面的话，只断断续续听到几个字：“玛莎是墨西哥人……屈服……不能那么做……”突然，史密特先生冲了出来，幸亏我已经躲到对面通向礼堂的小路上，没让他看见。我激动得浑身发抖，过了好一会儿，才走进教室，抓起书包就逃了出去。布恩先生抬头望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我无意中听到的那一段话，真是一个残酷的打击。许多年以后，我已记不清那次体育课有没有因为迟到而挨批了，也忘了自己是怎样熬过那个下午的，只记得那天晚上，我万分悲切地回到家，惟恐惊动了奶奶，只得把头埋在枕头里痛哭。
第二天，校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去，我一下子就猜到他想要说些什么了。他看上去很不高兴，有点心神不宁。我打定主意不让他好受，便直盯着他的眼睛。他把视线移开，心不在焉地玩弄着桌面上的几张纸。
“玛莎，”他说，“学校关于荣誉服的规定今年有了改动。你知道，它以前一直是免费的。”他清清嗓子，继续说：“今年，学校董事会决定要收取荣誉服的部分费用，仅是部分而已，只不过十五美元。”
我望着他，又是吃惊，又是失望，轻轻地叹了口气。我没料到他会这么说。
他仍然不看我，接着说下去：“如果你交不出这十五美元，我们将把荣誉服授予第二名的同学。”我用不着问也知道那第二名是谁了。
我站起来，尽可能使自己显得更有尊严一些，说：“我会和祖父商量这件事的，先生。明天我来告诉你结果。”我一路哭着回到家。从公共汽车站到我们家的那条泥路有四分之一英里长，回到家时，我的双眼变得又红又肿。
“爷爷在哪儿呢？”我问奶奶，脸朝下望着地板，不让她看见那双烂桃子似的眼睛，免得她问我为什么哭过。她正像往常一样缝着被子，头也没抬一下。
“我想，他在后面豆田里干活吧。”
我走出去，望着田野出神。爷爷手里拿着锄头，弓着身子，在那一行行的庄稼间穿梭。我慢慢地走过去，绞尽脑汁想着怎样开口要钱。一阵凉风吹过，空气中充满了牧豆的香甜气息，可是我感受不到丝毫喜悦。我踢开一块泥团。我真的非常想要那件夹克衫，它不仅仅意味着我可以作为毕业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致告别词，说几句感谢的话，更重要的是，它代表了我整整八年的努力和期望。我知道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和爷爷实话实说。
爷爷从地上看到我的影子，抬起头来，等着我说话。我紧张不安地清了清喉咙，双手抖得厉害，我不敢让他看见，便把手背在身后交叉握着。
“爷爷，请您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用西班牙语说，那是爷爷惟一能听懂的语言。他仍静静地等待着我说下去。我又鼓起了勇气：“爷爷，校长说今年的荣誉服不再是免费的了，要十五美元。我明天就得把钱交上去，不然它就落到别人身上去了。”我又急又怕，最后这句话便冲口而出。爷爷疲倦地伸了伸腰，下巴靠在锄头柄上，望着那一片长满了小小青豆苗的田野。我眼巴巴地等着，盼着他会答应给我钱。
爷爷转过身来，温和地问我：“荣誉服有什么意义？”也许，事情还有一线希望。
我忙答道：“它意味着你经过八年努力所取得的最佳成绩，学校因此奖励给你。”当我意识到自己说了些什么话时，已经太迟了。这等于告诉爷爷，我自己也清楚这根本就不是金钱的问题。他继续锄草，要除掉那些生长在娇嫩的豆苗中间的杂草相当费工夫，因为它们和豆苗靠得太近了，很不容易把它们清理干净。我哭着转过身要走的时候，爷爷终于又开口了：
“如果是你花了钱，玛莎，那就不算是荣誉服了，对吧？告诉你们校长，我是不会出这十五美元的。”
我回到家，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好长时间。我恨爷爷，虽然我明白他说得很对；我也恨学校董事会，不管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他们偏偏在我就要获得荣誉服的时候修改规定呢？
第二天，我拖着沉甸甸的脚步慢吞吞地走进校长室，沮丧极了。校长望着我。
“你祖父是怎么说的？”
我坐下来，挺直了腰杆：“我的祖父让我告诉你，他不愿支付那十五美元。”
校长小声嘀咕了几句什么，我没听清楚。他踱到窗边，望着窗外。他个子很高，身材瘦削，头发灰白，背影看上去比平时高大些。我望着他的后脑勺，等着他说话。
“为什么？”他终于问，“你爷爷出得起这笔钱。他有个两百英亩的大农场。”
我望着他，强忍着泪水：“是的，校长，但我爷爷说，如果交了钱，那荣誉服就不再是荣誉服了。”我站起来准备退出去。“我想，你们会把它给琼吧。”我本来并不打算说得这么刻薄的，可一不小心话儿就溜出来了。我快走到门口时，校长叫住了我。
“玛莎，等一下。”
我转过身来望着他，他又要干什么呢？我听到自己的胸膛里“怦怦”乱跳的声音，看到罩衣也随着我不安的呼吸而剧烈抖动。一股又苦又涩的液体流进我的嘴里。我担心自己要生病了。我不想听任何表示同情的话语。校长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回到他的大桌子后面，咬着嘴唇注视着我。
“好吧！我们就为你破一次例吧。我将向董事会说明一切，你会得到你该得的荣誉服的。”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忙用发颤的声音说：“谢谢你，校长！”突然之间，我感觉好极了，想跳跃，想跑，想做些什么。我跑出校长室，躲进没人的门厅里痛痛快快地大哭了一场。
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史密特先生对我眨眨眼，说：“我听说你今年要获得荣誉服了。”他满脸喜色，就像婴儿一般天真烂漫，但我知道它后面的含义。我没有回答，飞快地和他拥抱了一下，就跑上了公共汽车。
我又一次哭着回到家里，但这一次的泪水充满了喜悦。我迫不及待地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爷爷，便直奔到田里去。爷爷正在那儿干活。我什么也没说，蹲下身去，用手拔草。爷爷并不问我有什么事情，只默默地锄草。等我拔出来的草在田间堆成一小垛的时候，我站了起来，面对着爷爷。
“校长说他要为我破一回例。爷爷，我终究还是得到了荣誉服，因为我把你的话告诉他了。”
爷爷没有说话，他拍拍我的肩膀，笑了。他从裤兜里掏出总是随身带着的那条皱巴巴的红手绢，擦掉额头上的汗水。
“你最好回家去，看你奶奶要不要你帮她弄晚饭。”
我朝他咧嘴一笑，蹦蹦跳跳地往家走，一边走一边吹着轻快的口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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