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提早放学，在全市(上海)1000多所小学的这个新学期成为现实。

　　减负，上课时间缩短了。全市近70万名小学生，每节课从40分钟减到35分钟，下午放学统统提前一小时。

　　一切为了孩子的成长，一切为了成长的健康。

　　只是，提早放学一小时，家长没下班，学校下课了，孩子该去哪？

　　开学一周了，记者跟踪采访……

　　集体留堂还是“五哥放羊”？

　　记者来到黄浦区报童小学。一直等到下午4点，还不见放学。集体留堂？一问，学校开了晚托班，孩子留校做作业的做作业，做游戏的做游戏，一直要忙活到下午4点半才放学。学校张老师告诉，这是许多家长自愿的，总比回家看电视强。

　　走进校长室，校长说：如果家中有人照看，也可以不参加晚托班。还真是，就眼前的工夫，就有学生背着书包奔出教室。记者分头悄悄跟踪。显然，这个孩子让人放心，往东走走就转进了一条弄堂，她到家了。另一路，跟的是一个小胖，只见他在小摊上买了个煎饼大口啃，晃悠悠穿过福州路，又慢吞吞爬过座天桥，还停在路边一个绿地津津有味看起了一帮人打篮球，消磨半天，天色一点点要黑啦……

　　南京路附近一家小学，学校不设晚托班，下午3点半孩子们统统准时放学。记者跟着两位从三年级教室走出来的小朋友，只见他俩直奔南京东路宝大祥，当然不是买，地下一楼是他俩的最爱，趴上一台游戏机，目不转睛看别人玩。玩的啥？童言无忌：“大家来找茬”，两幅图里找不同。两位看来是行家，“火眼金睛”今天没钱了，所以只好看。答毕，异口同声：“能借点钱给我们吗？”

　　四川北路某校，记者尾随六男生，一路悠哉悠哉逛，从武昌路逛到乍浦路，10分钟路程逛了半小时。倒是之前一名女生，中途进了新华书店。记者回头进去看，居然安安静静在看书。不回家？“家里人都还在上班，我和妈妈约好了，放学早就来看书等她接。”

　　记者在应昌期围棋小学，向四年级某班的26名同学做了一个现场匿名小调查：喜不喜欢早放学？放学后干什么？放学后最想干什么？有没有报名兴趣班？调查结果是：百分之百都喜欢早放学；大部分放学后直接回家做作业；5人报了课后兴趣班；88%的学生放学后最想好好玩一玩。

　　第四节课，“不得已而为之”？

　　其实，初中的课也要减负。据悉，缩时政策的最初提议人、上海社科院青少年研究所所长杨雄介绍，从明年开始，上海所有初中生的课时也将从45分钟缩短至40分钟。

　　试点已开始，做得怎么样？

　　某初级中学，下午4点45分，记者看到一位预初班状的男生，正在教学楼道看英语书。为什么？是因为英语单词默写没过关，要重默。他告诉，学校的确是下午3点40分就下第三节课了，但这并不等于他们的“放学”，因为之后还有“第四节课”，而且上的是正课。

　　记者随后来到该校预备班老师的办公室，看见一张语文老师的课表上，一周五个下午，有两个下午的第四节课，赫然写着“语文”。

　　既然“减负”，何以又来“第四节课”？一位预备班任课老师告诉，“减负”把上课时间缩短了，新学期课程量又比较多，课程多、时间少，开出“第四节课”也就“不得已而为之”了。

　　不过这毕竟是少数。记者又来到试点之一的上海第四中学，随机采访几位学生。初二(8)班的吴敬斐说：“负担的确越来越轻，老师布置的作业，以前要两三小时才能做完，现在一小时就差不多了。”初二(6)班的胡哲介绍，四中放学早，同学大多还是回家，出去瞎玩的不多。

　　兴趣班，有人欢喜有人忧

　　提早放学一小时，学生的态度：坚决欢迎。那么家长和老师，究竟又是怎么看？

　　“我儿子正上小学二年级，放学早了，我情愿他继续呆在学校里，这也是我身边绝大部分家长的想法。”在上外出版社工作的张宏家长说得实在：“谁都希望孩子健康成长，现在，还是学校的环境相对让人放心。我5点50分去接儿子，中间两小时，儿子在学校上计算机兴趣班，当然是他自己报的名，他喜欢么。电脑还学得不错，现在就能做长达1分钟的Powerpoint了！什么内容？军舰打飞机，一点就开炮！”

　　女儿读向阳小学五年级的张女士则很是头疼：“学校以前有兴趣班，孩子上到傍晚回家，我也下班到家了，心里踏实。现在兴趣班不开了，下午3点半就放学，怎么办？总不能让孩子在马路上‘瞎兜’。所以勒令她一放学立即给我回家。但回家也烦，家里没人，整天看电视怎么行？”

　　也许正是顺应众多家长的央求，明里暗里，不少学校仍然保留着晚托班。同济小学的希兰老师笑着说：“我们老师现在都快成保姆了。”她向记者介绍，家长大都下午4点半后才来接孩子，“中间一小时，我们就陪孩子玩，特别是一二年级的小朋友，几个班合在一起，一组在教室看书下棋，一组出去跳绳打球。附近几所小学，都这样。”

　　不过，正如某校德育处主任对记者叹道：“放学时间提早了，学生课后教育这一块完全要学校承担，有一定难度。众口难调，学校开上十多门课，也很难保证全校上千名学生个个如愿以偿。”虹口区某校教导主任感慨良多：“减负关键是提高课堂效率，减负并不等于减压。利用更多课余时间，提高自己综合素质，才是减负的最终目的。我真担心，早放学会失去原味，成为孩子们发展不良爱好的温床。”

　　普陀区曹杨小学校长刘华善也不无忧虑：“昨天我们学校的晚托班组织孩子们看电影《地道战》，片子虽老，挺受欢迎。只是1个小时家长就来了，一部电影没放完。时间太短，能开展的活动实在有限，孩子们还只能呆在学校里。我想，这肯定不是‘减负’的最佳效果。填补孩子们的空余时间，不能仅仅光靠我们学校。”

　　除了学校，还能靠谁？

　　上海社科院青少所所长杨雄认为，不管是晚托班还是早回家，都不适合一刀切。“不同的家庭情况，不同的学校条件，应该因人而异。与其早早把学生放掉，不如还是留在学校，关键是让学生在学校做什么。教育者要善于动脑筋，有效利用学校、街道、社区的一切资源，为丰富学生课余时间提供服务。有关部门是否也可以在这方面再多投入些，毕竟教育是一项公益事业。”

　　“晚托班的做法，其实根本没跳出学校的圈圈。”华东师大教育学博士周彬向记者直言：“完整意义上的教育其实有三块内容：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提早放学这一两个小时，家长不在，学校不管，其实正是社会教育大有作为的地方。只是目前这方面水平还太低。从小到大，我们培养了多少书呆子，要费多少劲才能适应社会，这就是社会教育缺位带来的弊病。”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顾明远则告诉：“晚托班其实是前苏联的经验，家长工作延长日，学校把孩子管起来。但现在我们搞减负，减负就是腾出时间给孩子，让学生有更多的活动空间，这就不能光靠学校了。”

　　顾会长强调，现在欧美国家有些做法，充分发动社会力量，不妨学学。“比如在美国，青少年课余时间做社区义工的现象很普遍。去流浪者收留中心为无家可归的人做一顿饭，给陈旧建筑重新刷漆，去医院问讯台接听电话，或帮着把手术后的病人推回病房。而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全市遍布87个青少年之家，随便其中一处的科拉利中心，就有手工俱乐部、烹饪俱乐部、自然科学俱乐部，孩子们可以做各种游戏、打台球、乒乓球、玩电子游戏，还可以搞科学实验。”

　　我们怎么学？周彬博士建议，就目前而言，不妨这么试：第一，博物馆、图书馆、展会、教育基地等社会教育机构，在这个时间段免费或打折向孩子们开放；第二，充分信任孩子，引导他们自组一些“民间”机构，如绘画协会、航模协会、书法协会等等；第三，建立中小学生自治机构，比如各级学生会等，发挥学生自治力，不要老是管着他们。

　　市教委研究室主任王厥轩则开出这样的方子，并请记者呼吁：社区能否积极行动起来！“就像学生暑期里一样，街道社区组织故事会演讲赛，开办假期活动中心等等，这都可以常态化，让我们的孩子放学后有去处。”

　　这个方法行不行？

　　记者找到四平街道，社会教育科李科长的回答是：行！他告诉记者，街道正准备结合学生减负提早放学，将暑期里的一些好做法延续下去。比如，组织孩子与孤寡老人结对，聊天、学书法、学养花，再比如，组织社区退休党员、积极分子，去网吧规劝孩子们不要沉溺游戏，“我们还在筹建一间电子阅览室，130平方米，摆上50台电脑，免费为孩子们培训电脑上网。我们还要求社区图书馆、文体中心统统免费向孩子们开放。总之，我们要关怀未成年人，要让孩子们放学之后有好的去处，这是我们的责任。”宝山街道文教科齐科长则向记者介绍，街道将为孩子们尽力，丰富他们的课余生活，除了组织参观街道众多革命旧址，还联系了附近的医院，开放教学实验室，让孩子们去“望闻问切”，识别不同中草药，又教孩子们包扎伤口、抢救伤员，“教小朋友意外受伤怎么办，总之，我们有责任让孩子们课外生活精彩起来……”

　　下课早了，孩子们放学后往哪儿去？市教委基教处处长余利惠再次恳请借解放日报一角向社会呼吁：“这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同心协力，孩子们也要增强独立意识。理想的教育体系，应该是校内校外连成一片，让我们共同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