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达上海的第二个星期，我被逼着去上中文课。那是我爸爸妈妈的主意，他们觉得好不容易去中国一趟，得有点收获，多学点东西回来。

　　外婆外公在蕾蕾的小学里为我找了个中文老师。第一次送我去和她见面的时候，是一个上午，整个校园静悄悄的，所有的学生都在上课。中文老师在教室里讲课。于是，我悄悄在窗外头向教室里面张望，只见一排排孩子坐得整整齐齐，每张课桌坐两个人，我觉得奇怪的是，所有的学生脸都朝着黑板的方向，眼睛都盯着老师，每个人的表情都那么严肃紧张，课堂里没有一点轻松欢快的气氛。

　　大多数学生的胸前，都挂着一条“红领带”，就是蕾蕾戴的那种。

　　随着一声清脆的铃声，学生们一窝蜂地拥出教室。他们奇怪地打量着我，也许是我没有戴红领巾，他们觉得我不对劲，以为我是逃课的坏学生。我看出了他们的心思，难为情地缩在外婆的身后。

　　一个女教师向我走来，年龄比我妈妈稍微大些，她说话的大嗓门和腔调，就像外婆的邻居狮子头阿姨。

　　“咪咪，叫李老师好。”外婆说。

　　“李老师？”我听了好像触电一般。我在美国中文学校的老师，不也姓“李”？那位美国的李老师曾经是我的噩梦。眼前又冒出一个“李老师”来，我一听这个“李”字心里就发毛。我原来就怕学习中文，现在更怕的是中国老师。因为我在美国的中文学校里，有过惨痛的经验。

　　李老师问我一连串问题时，我一声不吭，只是点头或摇头，成了十足的哑巴。外婆担心了。

　　这位李老师也是特级教师，听说她教学非常有办法。“没关系，”李老师用上海话对外婆说,“在我这里，我保证教会她中文，小孩子么，学起来蛮快的，一个暑假下来，开口说中文没有问题，一册中文教材一定能完成。”

　　可是她错了，我在她面前成了木头一根，什么都学不进去。挣扎着学了三天，单词没有记住几个，原来很少的一点信心也逃跑啦。对于那些复杂的方块字，我心里越来越充满恐惧。

　　首先，中国话的发音就难倒了我，外婆说我说的中文像美国佬，没有四声，中文为什么要有四声呢？太难了。中国字的音调在我脑子里留不住，奇怪，我在美国听摇滚乐流行歌曲什么的，一听马上能记住，随口就能哼出声来。可是中国字的发音对我来说就是那么陌生。

　　其次，写中文字比念更加困难。一笔一画，像描图一般。一个字就有那么多笔画，天哪，我怎么办才好？在美国中文学校学习了好多年，我所能写的字只有“大、小、多、少、人、天”之类笔画少的字。

　　更糟糕的是，我时常会把字的意义搞反了，张冠李戴，我把“小”当成“大”，“大”当成“小”。蕾蕾听了常常笑话我。

　　李老师对我的中文程度也大为吃惊。她简直不相信一个中国孩子会对自己的母语那么毫无感觉。她觉得一个中国人，不会中文是大逆不道的事:“一个中国人，怎么可以不会中文呢？”她反复唠叨这句话，听了她的责备，我心里很难过。在我的美国学校里，老师整天鼓励学生，即使学生一时在学习上有困难，老师绝对不会说这类伤害学生自尊心的话。

　　李老师的嗓门特别大，嗓门一大就变成愤怒的声音，像是在吵架。她那硬邦邦的姿态有一种居高临下的气势，能把一个我这样年龄的小孩，尤其是不在中国长大的孩子吓倒。李老师上课喜欢站着，尽管只有我一个学生。她的声音好像是在和一个班级的学生上课。

　　从第一天起，李老师就教我黑板上面的一行标语:“拼搏，奋斗，向上！”她教了好一阵，我才背出了这六个字，可是，对于其中的意思怎么也搞不懂。她又详细解释了半天，我仍是一头雾水。我的意思是说，我明白了她所说的每一个字，但是就是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的学生把学习当成一种“Struggle”(挣扎)，并以此为努力的目标，怪吓人的！在美国，我从小就习惯了把学习当成一种游戏，是一件好玩的开心事。“Struggle”可是一件坏事哟。

　　我被那一条“拼搏，奋斗，向上”的口号吓住了，第二天就开始吵着不要去李老师那里上中文课。外婆好说歹说哄着我，要我再去试一试。

　　那是第三天，李老师让我表姐蕾蕾放学后留下来，帮助我学中文。蕾蕾让我跟着她读课文，我愣在那里，死也不开口。李老师大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心。我不愿意在比我大一岁的自己表姐面前出洋相。要是我教蕾蕾英文呢？她也会像我一样惨的。

　　李老师大声对我说:“你得端正学习态度呀！”我不完全懂那句话的意思，猜想她一定认为我是个坏学生，她不喜欢我……一定的！这句话在我心里掘了一道口子，满腔的委屈终于决堤，我的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

　　这时，教室窗口晃动着几个脑袋，是看热闹的小学生。他们像看戏一样在看我出洋相。李老师挥手驱赶，他们也不走。

　　我再没有去上中文课。在中国的小学里的那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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