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前，当许海峰在洛杉矶奥运会赛场上为中国夺得首枚奥运金牌之后，《中国青年报》发表了一篇充满激情、催人奋进、脍炙人口的社论——《别了，零》。这篇文章在当年全国好新闻评选中获得言论类一等奖，有关专家对此文的评价是：“全篇仅250字，字句凝炼，富有诗意，蕴藏着高亢的激情，有回顾，有向往，准确地表达了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时期中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进取精神，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这篇社论的作者就是现任中国青年报报刊发展中心主任，《青年体育报》总编辑的毕熙东，当时他步入体育记者的行列还不足4年。

　　毕熙东写体育评论的“瘾”还是外国人给勾起来的。当年在洛杉矶奥运会期间，国际奥委会有位官员说：“中国第一次组团参赛成绩已经很不错了，但却没有见到一篇有权威性的体育评论文章。”毕熙东听了以后很不服气，为了写好评论文章他特别留心搜集素材，在各方面不断丰富自己。此后，在1988年的“欧洲杯”足锦赛期间，他写的题为《绿茵博览会》的系列评论文章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是读者喊出了“熙东评论”。然而，“熙东评论”之所以被读者所认可，仅靠“不服气”是不行的，更重要的是靠“底气足”——为人正直、责任感强、文化底蕴丰厚。所有这一切，与他自幼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

　　“先天不足”家教补

　　毕熙东在进入《中国青年报》之前虽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但严格地说他并非完全是“科班出身”，毕熙东的中学时代正赶上“文革”时期，学业的中断、文化价值观的扭曲……这一切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可以算是一种“先天不足”。幸好，由于自幼良好的家庭教育为他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不足”也就被抵消了。毕熙东的父亲毕本德是北京建筑研究院的高级工程师，曾经是武汉长江大桥设计组的成员、十三陵水库工地的总指挥；母亲谢珮珊是中国音乐学院的教授。毕熙东小时候是个听话的孩子，父母对他要求也很严格。在他的记忆中，有三件事印象最深：一是每天都要写一篇毛笔字，这样通过临帖可以学习古典文学；二是要背诵《出师表》、《陈情表》等古典文学名作，还要读报纸(遇到生字查字典)；三是要学唱京剧、背戏词——每一段戏文都是一篇好文章。在他上小学二年级时，有一次他隔着火炉子给父亲倒水，不留神袖子被炉子点燃了，他急忙将火熄灭，可由于处理得不彻底过了一会儿袖子上的火又着起来了。事后父亲说：“通过今天这事我教你两个成语——一是‘惊慌失措’，不过你还不是这样，比较冷静；二是‘死灰复燃’，就是后来那种情况。”父亲就是这样，通过平日的要求，抓住每一件小事，让他打好文字功底、积累文学修养。毕熙东的书包中除课本外，还常常装上一本《古文观止》或《孙子兵法》……他家住在景山西街，小时候他常常陪父亲去北海公园散步。父亲将北海公园内的所有楹联都记录下来并时常讲给他听，他很爱听，受益匪浅。

　　1959年新中国“十年大庆”时，毕熙东被选为参加国庆观礼的学生代表，当时父亲正在外地出差，事后他写信向父亲详细地描述了国庆观礼的场面。父亲将他的信给同事们都看了，大家说，这孩子长大以后能当记者。

　　文章妙更须人品好

　　在如何做人方面，毕熙东更是深受父母的影响。他的父母亲都是1900年前后出生的人，而且都读过“洋学堂”，思想观念既传统又现代。父亲家境很好，他的爷爷是焦作煤矿的创始人。尽管有这样优越的家庭条件，但是父亲没有丝毫“公子哥”的习气，他喜欢读书，不依靠家庭，崇尚自强自立，他的信念是：一切都要靠自己的努力。毕熙东记得父亲曾问他：“你有多高？”“一米六五。”“记住，如果你的手背一朝下，你就只有一米五五了——矮了一截子！”

　　父亲为人正直，对孩子更是这样要求。毕熙东小时候北海公园每到夏季都有消夏电影晚会，尽管那时一张门票仅一角钱，但他却没钱买，就常常爬墙头去看。有一次，他同三哥一起“爬墙头”被管理人员抓住了，回家后父亲既没打也没骂，而是心平气和地说：“你们并没想干坏事，只是方法不好。以后看电影没钱可以向我要。”1962年夏天北京雨水大，北海的水溢出来了，冲了水果摊，致使水果满地漂。孩子们都往家里捡水果，毕熙东也不例外。父亲出来制止，他分辩说：“人家都捡啊。”父亲说：“不管别人怎样，我们不能这样做，快给人家送回去。”严以律己的好习惯是自幼培养起来的，这对于写好文章来说更是必不可少的重要基础。

　　社会责任感可以“遗传”

　　同行们都说毕熙东是体育评论家。他自己认为，现在电视早已普及了，以前那“比分牌式”的评论早就不行了，读者需要看到有深度的报道、有观点的评论。这就要求评论者要跳出“体育圈”学会横向思维，运动场上的每一个“点”都可以同社会生活、哲学思想、文化理念联系起来。故此，毕熙东的体育评论文章不是就体育论体育，而是以体育为依托谈天说地，具有丰富的内涵、宏观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这除了深厚的文学底蕴、犀利的笔触、“动真气”的激情之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至关重要的。他的这份社会责任感不仅源于职业道德和自身修养，还与“遗传”有关——深受父母的影响。

　　前面已经谈过了，毕熙东的父亲在大事、小事、各方面对子女都是严要求，这本身便体现出了对下一代、对社会负责的精神。不仅如此，老人家在自己临终的最后时刻还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那是1991年，毕本德老人病重住在武警总医院。在老人临终前的那段日子，毕熙东正在广州采访世界杯女子足球锦标赛。当他回到北京后，老人已经病故了。悲痛不已的毕熙东问家里人：“爸爸有遗嘱吗？”“有，写好了。”说着，家人从枕头下面拿出了一个本子，醒目的大字标题是：《取消阶级斗争，弘扬民族文化》——老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不是自己家的事！“社会责任感”这几个字是对此情此景最为准确的注释。

　　这份社会责任感在母亲身上也有着同样的体现。在毕熙东的记忆中，母亲和父亲一样，对自己、对子女处处严格要求，在工作中和生活中时时为人师表。他印象最深的是母亲曾经送他两句话，第一句话是：“富裕”的人不与别人相争。这里所说的“富裕”有两重意思，一是说经济富裕，不要与人“斗富”；二是说学识、才华“富裕”，不要与人“斗才”。总之，要始终以平和的心态对待人生、对待他人——这就是对生活、对社会负责。第二句话是：不给自己留后路。也就是说，要永远激励自己向前闯——这种进取精神更是对自己、对社会负责的体现。毕熙东深情地对记者说：“母亲的这两句赠言让我受益终身！” （文/宗大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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