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路过重庆北碚实验小学，心底由然地升起一支歌“…我们是新少年的先锋…”那快乐的旋律将我带回到了金色的童年。

　　五十年前，共和国初健，百业待兴，学校匮乏。一些同龄人失学，我却幸运地进了北碚西师附小以它当时的名气远非今天的一般“重点”能比，班上的同学多是教授子女或高干子弟，党的“面向社会办学”政策，收了我们几个“野孩子”。兴奋了几天，我们沉默了，与那些同学相比，无论穿着，气质和能力，我们都相形见拙。成了天鹅中的丑小鸭。没人理我们，甚至不愿与我们同桌。更使我们感到自卑的，那些同学都戴上了红领巾，每逢队日，我们只能在一旁眼巴巴地看着青一色的蓝裤子、白衬衫、红领巾的他们在嘹亮的号声中，举行隆重的“出旗”仪式。他们还经常搞活动，做游戏，与“最可爱的人”通信，同苏联儿童交培养，捐献零花钱给志愿军叔叔买战机…。这一切，被班主任兼大队辅导员王国株老师看在眼里。王老师是位教授夫人，四十来岁，脸上总是挂着慈祥的笑容。她专门为我们开了一次班会，要求少先队员要团结和后进的同学，起先锋模范作用。后进的同学更要奋起直追，争取早日加入光荣的少先队。在她的倡导下，全班一致赞同开展互帮互学活动，人人争当“三好”、“五爱”，创造“红领巾班”。会后，王老师又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给我们讲刘胡兰，黄继光的故事，讲自尊自强，讲革命理想，讲少先队的历史使命。我们被感动得热血沸腾。但又望而生畏—首先是学习成绩，基础原本差的我们，怨与精英为伍，别说有所表现，能不掉队也就了得。王老师见缝插针地为我们的补呀补！为了那角红领巾，我们更是废寝忘食地赶呀赶！别人背三遍的课文我们背五遍，别人做十道算术，我们翻番。这样苦读了两学期，还真一路跟了上去。加上其他方面的进步，终于赢得大家刮目相看，后来，在谭广雄和张胜利的帮助下，我作文上了墙报，心算比赛也得了铅笔奖，功课逐步上升，全班也由过去的格格不入变成了一个团结友爱的集体，第二年“六一”前夕，被上级批准“红领巾班”。当我在嘹亮的号声中，在火红的队旗下庄严地举起右手时，热泪打湿了胸前来之不易的红领巾。

　　作为奖励，“六一”那天，我们全班乘坐在一辆敞篷汽车去参观刚成立不久的重庆市少年宫，并拜谒歌乐山烈士陵园。一路上队旗猎猎，歌声嘹亮，胸前飘荡的红领巾放飞着我们的童年和理想。

　　北碚西师附小已更名为西南师范大学实验小学。但她为我铸就的金色童年和系上的红领巾却永不变色地保存在我心中！(何耀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