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与日本人仇深似海。

　　首先是杀父之仇。1928年5月，国民党举行第二次北伐，集中打击奉系军阀张作霖。奉军节节败退，日本公使芳泽拜会张作霖，提出所谓“满蒙权益”的要求，并说：“如果你答应这个要求，大日本的军队可以设法阻止北伐军渡过黄河。”张作霖听出日方所谓“满蒙权益”的要求就是要做东北的太上皇，他推辞道：“我们家里的事，不劳邻居费心。”他的强硬态度惹恼了日本军方，于是关东军在1928年6月4日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毁了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身负重伤，临死前留话：“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干吧！”

　　小六子即张学良，人称少帅。他继承父位，担任东北军司令，不久宣布“东北易帜”，拥护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在名义上统一了中国。蒋介石与他结拜为异姓兄弟，并委任他为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副总司令，节制奉、吉、黑、晋、察、热、绥、鲁八省军队。

　　其次是夺地之恨。1931年9月18日，关东军向北大营进攻，守土有责的张学良本应坚决组织反击，但是，他屈从蒋介石的密旨，下令不予抵抗。其结果是日军很快夺取了东三省。

　　杀父之仇不报，守土之责不履，张学良的行为令国人不耻。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发表了两首《哀沈阳》的七绝：

　　赵四风流朱五狂，

　　翩翩胡蝶正当行。

　　温柔乡是英雄冢，

　　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

　　开场弦管又相催。

　　沈阳已陷休回顾，

　　更抱佳人舞几回。

　　赵四指张学良的秘书赵一荻；朱五，指北洋政府内务总长朱启衿的女儿朱湄筠；胡蝶，是当时的影后。其实，当时朱五、胡蝶都与张学良扯不上关系。但激于义愤，作者把张学良描绘成爱美人不爱江山的纨绔公子，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除了“不抵抗将军”的恶名外，人们还把张学良视为“风流浪子”加以抨击。

　　对此，张学良有苦难言。他曾流着眼泪对部属说：“我是被冤枉的。我们东北军自归顺南京政府以后，军队的重大军事行动，包括作战训练等事宜，都要报蒋委员长批准。在这件事上，我是听命中央的，我本人身不由己啊！”

　　丢失东北不到一年，日本进攻关内，热河又沦陷，张学良和他的结拜大哥蒋介石再次成为众矢之的。张学良决心收复热河，提议与蒋介石会晤，商讨反攻热河的计划，希望中央能够补充一二千挺机枪和二三百门大炮，准备亲赴一线督战。

　　1933年3月6日，张学良与蒋介石在保定会谈。一见面，蒋介石便说：“当前的局势好比是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我本应与你同舟共济，但是目前的风浪太大，必须先下去一人，平息全国愤怒的浪潮，否则就会同遭灭顶之灾。你看谁下去比较好？”

　　张学良听出蒋介石是在套自己的口供，但也无可奈何，说：“我离开，我辞职。”

　　“好的，好的！”蒋介石如释重负，连连点头：“我同意你辞职。”说罢便驱车离开，根本不与他商量反攻热河的问题。

　　片刻之间，被逼下野，独自承担“不抵抗”的政治责任。家乡收复无望，26万东北军风雨飘摇，前途暗淡。委屈、抱怨、懊恼、愤怒，种种复杂的情绪一起袭上心头，张学良嚎啕大哭。哭着哭着，他忽然记得林肯说过的一句名言，要秘书查找原文。

　　秘书查了半夜，终于找出了原文：

　　“你可以欺骗全体人民于一时，或欺骗部分人民于永远，但不能欺骗全体人民于永远。”

　　张学良若有所思，决心用实际行动洗刷身上的耻辱。

　　1934年1月，张学良从欧洲考察回到国内，蒋介石先后任命他担任鄂豫皖三省“剿匪”代总司令和西北“剿匪”代总司令，作战对象是中国工农红军。这时，张学良对蒋介石的政策产生了怀疑。他后来回忆道：

　　蒋先生和我在感情上是兄弟，但我俩在政策上不一样。他主张先安内，后攘外，我认为攘外才能安内。国人早先骂我不抵抗，我希望变换任务，不叫我“剿匪”，而让我去抗日。我觉得“剿匪”牺牲，不如抗日牺牲有价值。

　　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与西北军实力派领袖杨虎城确定了“退出内战、联合抗日”的方针，与中国共产党通过秘密谈判达成了“停止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的协议。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与中共红军组成了三位一体的军事联盟，希望以此推动全国抗日局面的形成。

　　从1936年7月开始，在3个月内，张学良不断地上书，建议国民政府改变内战政策。蒋介石听恼了，察觉到东北军、西北军有可能出现异动，遂携夫人宋美龄亲临西安训导。

　　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夫妇游览西岳华山，见缝插针地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蒋介石不作正面回答，指着高耸入云的华山，说：“西岳之胜在于一个险字，偶有失足，就会落入万丈深渊。”

　　张学良明白这是敲山震虎，心情郁闷，信口吟出一首七言绝句：

　　偶来此地竟忘归，

　　风景依稀梦欲飞。

　　回首故乡心已碎，

　　山河无恙主人非。

　　蒋介石笑了笑，没有搭理。

　　第二天，在西北行辕汇报“剿匪”战况和西北局势时，张、杨与蒋介石展开了激辩。

　　“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请委座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学良慷慨陈词，“这不单是我个人想法，也是东北军大多数将士的希望，更是全国民众的强烈呼吁。”

　　“什么将士？什么民众？”蒋介石不屑一顾，“我只信一句话，风吹草低，兵随将走，当统帅的稳如山，部队就不会摇。”

　　杨虎城委婉地表态：“服从命令这一点请委座放心。但是，目前军心确实一提起抗日就情绪高涨，一说到剿匪就士气低落。”

　　张学良把话捅白了：“打内战，现在调动不灵了，要打日本，我保证调动自如，锐不可当。”

　　蒋介石不再辩论，用负气口吻呵斥道：“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叫你向东，你就向东；我叫你死，你就不能活。不要问为什么！”

　　张学良、杨虎城还没有见过这样蛮横的人，面面相觑。

　　第三天，蒋介石前往西安王曲军官训练团视察。他发表讲话：“大家只知道汉奸可耻，却不知道汉奸也有好几种。投降日本是汉奸，当共产党也是汉奸。日本人离我们还很远，为害尚缓，而共产党就在我们身边，为害最烈，所以要明白内患大于外敌的道理。”

　　在飞离西安之前，蒋介石对欲言又止的张学良说：“关于停止内战的事，等到中国土地上每一个红军战士都被消灭、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被关进监狱再来讨论也不迟！”

　　11月底，上海“救国会”七位领袖因为主张抗日而被蒋介石下令逮捕。12月2日，张学良亲自驾飞机，飞往洛阳，向蒋介石哭谏，批评多年来党争不断，内战不已，内失统一之和，外无御侮之能，使民无乐生之心，国有累卵之危。

　　“放肆！”蒋介石恼羞成怒，猛捶桌子。

　　这一捶，激起了张学良的火气，语气更加尖锐：“委座，请问你这样蛮横，听不进意见，这样专制，摧残爱国人士，同袁世凯有什么分别？！”

　　蒋介石脸气成赭色，歇斯底里地吼道：“我是委员长，我是革命政府的领袖，我这样做就是革命！不服从我，就是反革命！革命的进来，反革命的滚出去！”

　　张学良跟他摊牌了：“你要是不改变主张，坚持打内战，东北军我没有法子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

　　蒋介石软硬不吃，冷笑道：“好啊，我明天就去，我倒要看看你的部下是听我蒋某人的，还是听共产党的！”

　　12月4日，蒋介石真的来到西安临潼。

　　张学良面临三种选择。他回忆道：

　　“我曾考虑了三种办法，一是向蒋委员长辞职，二是做最后之劝说，希其回心转意，三是采取类似兵谏的办法。为此我反复考虑，绕室徘徊，斟酌再三，决定先苦谏蒋介石，实在不得已，再行兵谏。”

　　12月7日，张学良单独面见蒋介石，在潼关华清池苦谏三个小时。蒋介石的态度是怒不可遏，逼视张学良：“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会改变。”

　　在哭谏、苦谏都没有用的情况下，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率部毅然发动兵谏，武力扣留蒋介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蒋介石惊悸不已，对张学良说：“你可以杀了我。”

　　张学良说：“我们没有伤害你的意思。我们一不要钱，二不要地盘，只希望你同意八项政治主张，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中两派政治势力的矛盾公开化。一派以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英美派为代表，主张通过谈判解决事变，首先是保证蒋介石的生命安全；另一派以何应钦等亲日派为代表，主张通过武力讨伐的决议，企图乘乱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

　　日益复杂的政治局势是张学良始料未及的。他电请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前来商量。几乎所有的政治派别都认为，与蒋介石血战十年的中共一定会态度强硬地要求公审蒋介石，他们都没有料到，中共以民族大义为重，公开主张在一致抗日的前提下和平解决事变。

　　周恩来代表中共与蒋介石会谈。蒋介石承诺：“我以个人人格保证，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恭送蒋介石及南京方面的谈判代表回京。

　　在机场，血气方刚的少帅做出了一个令人惊愕的决定：“亲自送委座回京。”

　　杨虎城苦口婆心地劝道：“放他就足以证明你我的诚意，送他实在是使不得呀！”

　　周恩来听到消息，驱车直奔飞机场劝阻。等他赶到时，飞机已经起飞。他扼腕长叹：“汉卿真是中了《连环套》旧戏的毒啊，他不但摆队送黄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许多人都奇怪张学良怎么会自投罗网。张学良是这样解释的：

　　这次事变，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今后要拥护他做领袖，同他共事，所以要给他撑面子，恢复威信，好见人，好说话，好做事。我亲自送他回去，也有讨债的意思，使他答应我们的事不能反悔。此外，也可以压一压南京亲日派的气焰，使他们不好讲什么怪话。

　　我为什么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把蒋介石扣留在西安？是为了争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假如我们拖延不决，不把蒋尽快送回南京，中国将出现比今天更大的内乱，那我张学良真是万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这样，我一定自杀，以谢国人。

　　侠义善良的少帅过高地估计了蒋介石的“领袖人格”。

　　到达南京后，宋子文对张学良说：“老蒋这人爱面子，他托我带信：你既然来京待罪，就得作点样子，应该有个书面请罪的表示。”

　　张学良以为这不过是下台阶的例行公事，于是爽快地写了请罪书。

　　蒋介石要的不光是面子。他接到请罪书后，立即组织军事法庭，以“胁迫统帅罪”，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为了报复张学良的“一捉一放”，蒋介石也来了个“一判一赦”。在判决书下达后，蒋介石立刻向国民政府递交了请求特赦张学良的呈文。国民政府于1937年1月5日批准特赦，将张学良交给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负责管束的执行人即为蒋介石。

　　对于其中的奥妙，审判长李烈钧一语道破：“蒋以怨报德，表面上特赦了张，但实际上把张终身禁锢。”

　　在这期间，张学良多次恳请派他统率东北军上阵杀敌。但蒋介石派人开下三个条件：第一，承认发动西安事变是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交还“九一八”事变时他在南京发出的电报；第三，自由后要出国居住。

　　“我怎么能接受这样的条件呢？”张学良愤怒地拒绝了。“西安兵谏，事前我没有同共产党作过任何商量，我的部下也没有人事先向他们通风报信。捉了委员长以后，形势变了，南京大兵压境，内部众说纷纭，有的部队纪律又不好，我彷徨束手，问策无人，这才电请共产党的周先生到了西安，这怎么能说是我上了共产党的当呢？至于第二条，我更要对历史负责了。第三条嘛，我更不能接受，天下哪有因为爱国反而被驱逐出国的道理？”

　　从1937年到1957年，蒋介石把张学良拘禁了20年，而后派警察、宪兵以“保护”为名，继续进行监视，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张学良以复杂的心情参加了追悼会，在挽联上写下两行大字：“关怀之殷，情同手足；政见之争，宛若仇雠(chóｕ)。”

　　历史永远不会忘记这位含辱负重的少帅，是他的冲冠一怒，促成了国共第二次合作，迎来了“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国抗战局面。

　　张学良(1901-2001) 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1919年3月，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学习。1928年6月，其父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2月，不顾日本和亲日派的阻挠，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南京国民政府。1933年代蒋介石受过下野出洋。1934年奉召回国后出任“豫鄂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等职。1936年12月12日发动西安事变，扣押了蒋介石，以兵谏方式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但他为此付出了被蒋介石软禁近四十年的代价。1991年始恢复自由，2001年病逝于美国檀香山。

声明：本文由著作权人授权新浪网独家发表，未经许可，禁止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