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快晚上9时了，新来的3位女教师还不知道自己该住在哪儿。学校领导多方协调，终于找到了一间8平方米的低矮平房。这间房一房三用：办公室、卧室和厨房。

　　1997年8月，到达四川省仪陇县大罗小学的第一夜，谭秀容老师就住在这间破屋内。近日，在西北师范大学举行的“西部农村教育论坛”上，说起自己走上教师岗位的第一夜，谭秀容十分动情。8年过去，和谭秀容一样从仪陇师范学校毕业怀揣梦想走进大罗小学的七姐妹，如今只剩下她一人。

　　谭秀容对此有足够的宽容：怨不得姐妹们，条件实在太苦！

　　有一件事让她终身难忘。2000年年底，彭小莉老师要做妈妈了。可到临产时，由于没有足够的医药费，又没有参加医疗保险，不能到县城医院分娩，只好请来乡里的妇产科医生。生产不顺，产妇大出血，折腾好几个小时，大人算是保住了，孩子却离开了这个世界。

　　谭秀容说：“有些偏远农村连赤脚医生都没有，一遇大病就手足无措。”

　　和谭秀容一起参加西部农村教师培训的胡丽华这样描述自己一周的生活：周一，天刚蒙蒙亮，起床去等长途车，赶往30公里外的学校上课。周五，下午6时30分放学，赶紧去等班车，一旦错过，只能步行回家。“有时走得脚上打泡，只能脱了鞋，提着鞋回家。”

　　在北京西部阳光农村教育研究中心举办的西部农村教师培训班上，这样的故事俯拾皆是。女教师的缺失和女童的流失是大家共同关心的话题。

　　甘肃女代课教师的境遇让谭秀容更感辛酸：“她们每月工资不过140元，最低的只有40元。可就是140元，有位女教师已是3年分文没领。”

　　面对此情此景，一直致力于西部农村教育研究的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嘉毅教授也难以平静：谭秀容、胡丽华只是西部农村女教师的一个缩影。比起她们生活的艰辛，女教师的缺失更让人忧心。

　　他说：“教师是女性就业最具优势的岗位之一，在城市中小学女教师的比例已达到70%以上，而农村的比例仅为42%；在甘肃、西藏、贵州、四川、宁夏、青海等地区农村，中小学女教师的比例尚不足三分之一。”

　　究其原因，王嘉毅直指西部农村教育之顽疾：“女性受教育的机会明显少于男性，直接影响到女教师的发展，反过来又影响农村女童教育。”

　　他介绍说，涉及宗教、传统观念等问题，西部地区农村女童上学依然十分困难。“2004年我们曾在甘肃省的6个县进行普查，女童的辍学率很高。”

　　甘肃省政协委员贾光明曾专题调研发现，在甘肃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因为没有女教师女生不来上学。90%的女生表示喜欢女老师，而女老师是最紧缺的，当地“普九”都难以实现。

　　此类情况，来自宁夏西吉沙沟乡顾沟小学的马树仁老师是熟悉的。他所在的小学女童入学率是最好的，大约一半女童会升到初中，而从初中升入高中的就只有5%左右了。谭秀容所在的大罗乡，今年升入高中的学生近90人，其中女生只占九分之一。“由于受重男轻女思想的影响，一些农村女童连小学都读不完就辍学在家劳动了，有的干脆没有上学的机会。”马树仁认为，这是造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缺少女教师的根本原因之一。“女童受教育的本来就少，受了教育的，更多的选择到中东部地区就业。学有所成回到西部，特别是回到农村从事艰苦教育工作的人才少而又少。”谭秀容说。“有些女大学生毕业后宁可在城市打工，都不愿意回到农村教书。”西北少数民族发展中心副主任王鉴教授说，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西北师范大学教师培训学院院长李瑾瑜认为，农村女教师缺失，不光是农村女性受教育少所致，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师资通向农村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没有建立。

　　李瑾瑜教授呼吁全社会重新重视女教师的作用。他说，要破解这一怪圈，除了提高农村女教师的待遇，在医疗保险、住房等方面给予她们充分考虑外，还必须从理解和帮助农村女教师开始，重建“农村教师”概念，建立农村教师专业发展的支持体系，变革管理方式，培育农村教师的积极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