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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巴斯塔布尔家的孩子有一个叔叔，有一个舅舅，可都不是亲的。叔叔应该是叔公，因为妈妈就叫他叔叔，舅舅是艾伯特的舅舅，我们住在刘易沙姆路时，他一直住在我们家隔壁。我们刚认识他那会儿(这和烤土豆有关，可那是另一个故事)，我们叫他隔壁艾伯特的舅舅，后来简单点就叫艾伯特舅舅。不过艾伯特舅舅和我们的爸爸后来在乡下合租了一座房子，叫做壕沟大宅，暑假我们到那里去过。就在那里，有一次我们玩朝圣游戏，由于一位朝圣者在鞋子里塞进豆子出了事(那又是另一个故事)，我们找到了艾伯特他舅舅失散已久的心上人。因为她实在已经很老———到下一个生日就是二十六岁了———艾伯特的舅舅还要老得多，因此他只好马上和她结婚，定在圣诞节。圣诞节假期一开始，我们一家六个孩子全体跟着爸爸和艾伯特的舅舅来到壕沟大宅。我们以前还没有在乡下过过圣诞节。那简直棒极了。艾伯特的舅舅那位久已失散的心上人叫阿什利小姐，不过还在他们结婚使这称呼名正言顺之前，我们就叫她玛格利特舅妈了———她和她那位乐呵呵的牧师哥哥常常上壕沟大宅来，我们有时候也上他们家雪松庄去，在那里玩游戏，猜字谜，捉迷藏，玩黑暗中见鬼(这个游戏女孩们装做喜欢，其实很少人真正喜欢)，放炮仗，给村里孩子装饰圣诞树，你们能想到的玩意儿都玩。

　　到了雪松庄，只见那里为那该死的婚事忙个不亦乐乎：从伦敦送来一盒盒帽子和衣服，还有结婚礼物———全是玻璃器皿、银器、胸针和项链———以及伦敦送来供挑选的衣服。我真没法想像，一位女士只为了结婚，会要这么多裙子、鞋子等等等等，一位男士为了结婚，又会要二十四件衬衫和二十四件背心等等等等。

　　“我想这都因为他们要去罗马度蜜月。”艾丽丝在厨房炉火前说。那天管家佩蒂格鲁太太去看她姑妈，因此让我们自己动手做太妃糖。“你们知道，在罗马只能买到罗马衣服，我想它们全都颜色太鲜艳了———至少我知道腰带是这样的。你来搅拌吧，奥斯瓦德。我的脸都熏黑了。”

　　奥斯瓦德拿过勺子，虽然三个大孩子轮流搅拌，还没有轮到他，不过他生来不高兴为小事吵吵嚷嚷———而且他会做太妃糖。

　　“上罗马去，这两个家伙多幸运啊，”霍·奥说，“希望我也这么幸运。”

　　“说他们家伙不礼貌，亲爱的霍·奥。”多拉说。

　　“好吧，那就说他们是幸运的东西。”

　　“上罗马去是我一生的梦想。”诺埃尔说。诺埃尔是我的诗人弟弟，“只要想想《罗马大道》这书上是怎么说的，我希望他们能带我去。”

　　“他们不会带你去的，”迪基说，“上罗马去要花许多钱。我昨天才听爸爸说过。”

　　“那只是车费问题，”诺埃尔回答说，“我可以坐三等车，甚至坐牲口车，或者行李车。我到了罗马，很容易就能够谋生。我可以写歌在街上唱。意大利人会给我里拉———那是意大利钱。里拉又是一种琴，这名称听上去多么有诗意。”

　　“可你不会写意大利文的诗歌。”霍·奥说，张大嘴看着诺埃尔。

　　“噢，意大利文我是不大懂，”诺埃尔说，“反正我很快就能学会，一上来我用英文写。那里一定有人听得懂。就算听不懂，看到一个苍白瘦削的外国孩子，用听不懂的话唱悲伤的歌，他们南方人的热心肠不会不受感动的吧，你说呢？我们相信他们会感动。噢！他们会一下子给里拉的———他们不像北方佬那么铁石心肠。哼，这里的人不是酿酒的，就是烤面包的，银行家，屠夫，有点麻木。那边他们全都是侠盗，或者种葡萄的，或者弹吉他什么的，他们在太阳下榨红葡萄汁，跳舞，欢笑———你们很清楚，他们是这样的。”

　　“这太妃糖差不多了，”奥斯瓦德忽然说，“霍·奥，闭上你傻乎乎的大嘴，去拿杯凉水来。”然后他滴了一些太妃糖在水里，看它是不是好了，再倒一些在一个没抹上牛油的盆子上，等它凉了，凝结了，不打破盆子你真别想把它拿出来，大家欢呼起来，它将成为中饭的一道好点心，根本不去理会诺埃尔的诗兴，直到后来大家陷入深深的苦恼中时，才又想起他的诗来。

　　第二天，霍·奥对多拉说：“我想和你两个人私底下谈谈。”于是他们到秘密楼梯那儿去，它叽叽嘎嘎，已经不知有多少年头都不再秘密了；接着多拉缝起一样白色的不知什么东西，不让我们看，可霍·奥在帮她。

　　“一定又是件结婚礼物，”迪基说，“没说的，又是一个叫人受不了的惊喜。”再没说什么。我们其他人全忙着在壕沟上溜冰，因为现在冰结得很硬。多拉从来不爱溜冰，说脚会痛。

　　圣诞节和第二天的节礼日像美梦一样飞快地过去了，到了举行婚礼的日子。我们全都得在婚礼前上新娘妈妈的家，就是雪松庄去，好跟着参加婚礼的人一起上教堂。姑娘们一直想当什么人的女傧相，现在她们美梦成真———身上穿着马车夫那种白布披肩，上面镶着许多羽毛，头上戴着白色的海狸皮帽子。她们看上去不坏，虽然很像是在贺年卡上；她们的大衣底下是用丝绸手帕那种白绸子做的裙子。她们的鞋子有真正的银扣，是我们的印度叔叔给她们的。就在小马车要走时，霍·奥跑回去，捧着一个牛皮纸大包出来。我们想，这就是多拉一直在做的那让人惊喜的礼物，我们问她时，真是的，她点了点头。我们不去管那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那个小弟弟要干什么。你说他也没有用。

　　婚礼上来了许多人———一大群一大群的。吃的喝的东西多得是。天气虽然很冷，但没关系，屋里每个壁炉都炉火熊熊，整个屋子装饰着冬青和槲树枝等等。人人看上去都玩得很开心，只除了艾伯特的舅舅和他那位红着脸的新娘子；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办好。人人说她可爱，可奥斯瓦德想，她似乎不像原先想的那样喜欢结婚。她也不是整张脸红，只是鼻尖红了，因为教室很冷。不过她对人笑嘻嘻的。

　　她的牧师好哥哥主持婚礼。他祝辞读得比我知道的任何人好，一旦熟悉他，你就知道他实在不是个拘谨得叫人讨厌的人。

　　等到婚礼结束，艾伯特的舅舅和他的新娘两个人单独坐马车回家，接下来我们开始午宴，用真正的香槟酒祝福新娘健康，不过爸爸说我们小孩子只能抿那么一点点。我断定，至少奥斯瓦德再也不想喝这种酒，抿这么一点点已经够他受的。香槟酒就像苏打水里掺药水。我们那一次把雪利酒加上糖都要好喝得多。

　　阿什利小姐———我是说艾伯特他舅舅的太太———回家脱掉她的白长裙换了衣服回来，看上去暖和多了。多拉后来听女仆说，女厨师拿着一盘热汤在楼梯口留住她喝下去，因为新娘这位可怜的亲爱的小妇人那天一点东西也没有进过口。于是我们才明白，她为什么显得那么不开心。不过艾伯特的舅舅那天早饭吃得饱饱的———又是鱼和鸡蛋，又是熏咸肉和许多橘子酱。因此他不开心不是为了肚子饿。也许他是想到结婚和去罗马要花许多钱。

　　在新娘去换衣服前不大一会儿，霍·奥站起来，从餐具柜底下拿出那个牛皮纸包，溜出去了。我们本以为不管里面是什么，他也许会让我们看着他把它送给她。多拉说她知道他打算做什么；不过这是他的秘密，她不能说。

　　新娘最后穿着皮斗篷离开，看上去十分舒服，艾伯特的舅舅最后也高兴了起来，一切包袱去掉了，还说了句笑话。我忘了他说什么，我并不觉得好笑，不过可以看到，他想尽量使气氛好起来。

　　接下来两个吃新婚苦头的人走了，后面跟着一辆运行李的马车，行李堆积如山。我们欢呼，扔大米和拖鞋。阿什利老太太和一些老太太在哭。

　　再接下来大家说：“多么美好的婚礼啊！”然后就离开。当我们的小马车来时，我们上了车。爸爸忽然说：

　　“霍·奥在哪里？”我们向四周看，看不到他。

　　“你们是什么人，快去把他找来，”爸爸说，“我不想让两匹马在这里站一整天，这么冷。”

　　于是奥斯瓦德和迪基去找他。我们以为他大概回到宴席的地方去———因为他人小不懂事。可他不在那里，奥斯瓦德走时也没顺手拿一个裹上糖浆的冰糖水果。他拿一个很容易，没有人会在意，因此不算做错事。只是这样做太没有风度了。迪基也没有拿。霍·奥不在那里。

　　我们进了一个个房间，连老太太们在里面哭的房间也进去了，当然，我们对她们说对不起。最后走进厨房，女仆们戴着蝴蝶结很漂亮，正坐下来吃她们的中饭，迪基说：

　　“请问亲爱的厨娘，你见过霍·奥吗？”

　　“别闯到这里来！”厨娘说，不过听了迪基随口说的恭维话，还是很高兴。

　　“我看见过他，”一个女仆说，“他刚才还在院子里和卖肉的说过话。他拿着个牛皮纸包。也许他顺便搭他的车先回家了。”

　　于是我们回去告诉爸爸，还谈到包包里的白色礼物。

　　“我想他到头来不好意思送，”奥斯瓦德说，“于是带着它悄悄地先回家。”

　　于是我们大伙儿上车。

　　“不过那不是礼物，”多拉说，“那是另一种惊喜———不过这是一个秘密，不好说。”

　　我们的好爸爸并不逼着她出卖她的小弟弟。

　　可我们到家一看，霍·奥尔没回来。佩蒂格鲁太太没见过他，他哪儿也不在。爸爸蹬自行车回雪松庄，看他是不是在那里又出现了。也没有。于是所有的男士出来到处找。

　　“他够大了，不会被吉卜赛人拐走的。”艾丽丝说。

　　“他也太丑，没人要。”迪基说。

　　“噢，别这么说！”两个姑娘说，“再说他到底是不见了！”

　　我们找啊找啊找，找了好半天，最后佩蒂格鲁太太进来，拿着一个包包，说是卖肉的送来的。包包上没有姓名地址，可我们一看就知道是霍·奥的那个，因为包皮纸上的标签是爸爸买衬衫的那家商店的。爸爸马上把包包打开。

　　在包包里我们找到霍·奥的鞋子和背带、他最好的一顶帽子和护胸。奥斯瓦德只觉得是找到了他的骷髅骨头。

　　“他跟你们什么人吵过架吗？”爸爸问道，可谁也没跟他吵过架。

　　“是他有什么心事吗？他做了什么错事不敢说出来？”

　　我们一听心都凉了，因为我们听得出他的意思。那包裹太可怕了，就像一位太太脱下来扔在海边，还留下一封遗书。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们异口同声叫起来，“一个上午他高高兴兴的。”

　　迪基忽然趴在桌子上，霍·奥的一只鞋子翻倒，只见里面有样白色的东西。是封信。一定是霍·奥离家前写的，上面说：

　　亲爱的爸爸和大家：

　　我要去当一个小丑。等我发了财，我会打着滚回来的。

　　爱你们的

　　霍拉斯·奥克塔维厄斯·巴斯塔布尔

　　“打着滚回来？”爸爸说。

　　“他的意思是在钱堆里打滚。”艾丽丝说。奥斯瓦德注意到，在霍·奥那双鞋子神气地待着的桌子周围，大家脸都发青了，就像盐撒进金鱼草里一样。

　　“噢，天啊！”多拉叫道，“正是这么回事。他叫我给他缝一件小丑的衣服，对谁都绝对保密。他说他要给玛格利特舅妈和艾伯特的舅舅一个大惊喜。我没有想到这是件错事，”多拉拉长了脸说，接着又加上一句：“噢，天啊，噢，天啊，噢噢噢！”她说着说着大哭大叫起来了。

　　爸爸心不在焉又很慈爱地拍拍她的背。

　　“那么他到哪里去了呢？”他说，这话不是对某一个人说的。“我看了卖肉的，他说霍·奥请他把这个包裹送回家，人又回到雪松庄去了。”

　　这时候迪基咳嗽了一声说：

　　“我原先以为他只是随便说说的：当时诺埃尔讲到在罗马唱歌赚里拉，霍·奥的确说过，如果诺埃尔对罗马里拉什么的真那么着迷，他大可以悄悄逃到那里去。”

　　“逃到那里去！”我的爸爸一屁股坐下来，说了一声。

　　“所以躲到玛格利特舅妈的衣服大藤箱里去———就是我们玩捉迷藏时她让他躲进去的一个。在诺埃尔讲了赚里拉这件事……说意大利人太有诗意了以后，他一个劲儿提到这个藤箱。你们记得吗，那天我们在做太妃糖。”

　　我爸爸做事果断利落，他的大儿子也是。

　　“我这就上雪松庄去。”爸爸说。

　　“请一定带我去，爸爸，”这个果断的儿子说，“你也许要发封信什么的。”

　　转眼爸爸已经在自行车上，奥斯瓦德坐在车后面一个危险但叫人快活的地方———上雪松庄去了。

　　“你们好好吃下午茶点，不要又有人不见了，我们回来晚的话，别等我们，”我们飞车走时，爸爸回头对他们叫道。这时候，有脑筋的奥斯瓦德是多么高兴他是个长子啊。坐在自行车上，在暮色中十分冷，可奥斯瓦德一点不抱怨。

　　到了雪松庄，我爸爸用很有威势又经过斟酌的话说明了原委，就上出了门的亲爱的新娘的房间里去找。

　　“因为，”我爸爸说，“如果霍·奥真是头小笨驴钻进那藤箱，他一定要拿出些东西好腾出地方来让自己钻进去。”

　　一点不假，寻找下来，发现床底下有一大包用床单包起来的衣物———全是带花边的东西：裙子、缎带、浴袍和装饰品。

　　“请你把这些东西收拾到另一个箱子里，我带着它去赶上多佛去的快车。”爸爸对阿什利老太太说。她收拾东西的时候，爸爸向几位没办法停止哭泣的老太太解释，他有个这样的儿子多么抱歉———不过没办法。

　　奥斯瓦德说：“爸爸，我希望你把我也带去。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也许由于我爸爸不愿让我独自一个摸黑走路回家，又不想再麻烦阿什利家派人送我回去，他把我带去了，不过，他说，他把我带去只是由于后一个原因。但是我希望，他带我去是他很想有我这个跟他一样果断的儿子在一起。

　　我们走了。

　　这是一段让人焦急的旅程。一旦新娘在多佛的旅馆打开藤箱，看到的不是梳妆袍和缎带，而是哇哇大哭、又苦恼又脏的霍·奥，我们想像得出来，她真会吓得昏过去！

　　爸爸抽着烟打发时间，可奥斯瓦德在这一大段旅途中既没有薄荷糖又没有哪怕一点儿甘草糖吃吃。可他还是忍受过来了。

　　我们到了多佛，艾伯特的舅舅和他太太正好在火车站。

　　“怎么啦？”艾伯特的舅舅问，“出什么事了？我希望家里没有事吧？”

　　“我们把霍·奥给弄丢了，”我爸爸说，“他不会在你们这里吧？”

　　“没有啊，你开玩笑吧？”新娘说，“不过我们真丢了个藤箱。”

　　丢了个藤箱！一听这话，我们惊呆了，哑巴了。可爸爸很快恢复了说话能力，说明是怎么回事。新娘听说我们给她送来了缎带什么的，十分高兴，可我们站在那里急得要命，苦起了脸，因为霍·奥如今真丢了。藤箱这会儿可能在去利物浦的路上，或者正在英吉利海峡摇摇晃晃，霍·奥再也找不回来了。这种话奥斯瓦德没有说。想要看个究竟，最好是闭上嘴，万一让人想起你在这里，必然让你马上上陌生旅馆的床。

　　正在这时候，火车站站长忽然拿着一份电报跑来。

　　电报说：“一个没有标签的藤箱留在大炮街，因为里面有怪声，有待检查，疑是动力机器。”

　　我爸爸告诉他霍·奥的事，他傻了一阵，过了半晌才相信了，这才把电报给我们看。他哈哈大笑，说要回电给他们，想办法让那机器开口，它开口了就把它拿出来，等候它的爸爸去取。

　　于是我们回伦敦，心情轻松些了，可是不快活，因为我们好久没吃东西。奥斯瓦德简直后悔没拿点冰糖水果。

　　我们到大炮街已经很晚，直接上行李处去，负责人坐在一条长凳上，他是个乐呵呵的人。霍·奥就在这里，这个逃走的罪魁祸首穿着红夹白的小丑衣服，上面都是灰尘，脸照旧那么脏，坐在什么人的一个铁皮箱上，两只脚踏在什么人的手提包上，正在吃干酪面包，用罐头喝麦芽酒。

　　我爸爸马上认领他，奥斯瓦德去看那藤箱。它很大。箱子里面的顶上有一个托盘放着好些帽子，霍·奥曾经待在它底下。我们三个上大炮街旅馆过夜。那天晚上我爸爸什么话也没有对霍·奥说。我们上床后，我想让霍·奥告诉我都是怎么回事，可他太倦了，又在生着气。我猜想是麦芽酒和在藤箱里颠簸了那么久的缘故。第二天我们回到壕沟大宅，昨天晚上收到多佛来的电报以后，焦急不安的家人已冷静下来了。

　　我爸爸说他晚上要和霍·奥谈谈。不马上谈好让事情了结掉是很可怕的。可霍·奥实在是活该。

　　这个故事很难说，因为那么多事情同时在各地发生。下面的话是霍·奥对我们说的，他说：

　　“别插嘴……让我一个人说。”

　　我们都很客气大方，至少我们从他嘴里听到了发生的事。他不会像奥斯瓦德和我们一些人那样把故事从头一一讲起，不过本书作者总算把他支离破碎的话理成了下面的样子。我相信这就叫编辑吧。

　　“全怪诺诶尔，”霍·奥说，“他干吗讲罗马呢……一个小丑也不比一个该死的诗人差！你们记得那天我们做太妃糖吗？对，我是在当时想到这件事情的。”

　　“可你没有告诉我们。”

　　“不，我告诉了。我大致上告诉了迪基。他没有说不要，或者说最好不要，或者给我什么劝告。他的过错和我的一样大。爸爸今天晚上应该和跟我谈话一样跟他谈话……还有诺埃尔。”

　　当时我们忍住了，因为我们要听他讲下去。否则我们会让他讲不下去的。

　　“好……因此我想，如果诺埃尔是个胆小鬼，我可不是……我不怕钻进藤箱，虽然里面很黑，因此在铁路上我用小刀挖了些洞透气。我想是我割断了标签绳子。它后来落到地上，我从透气孔看到了它，可我自然没法说什么。我想他们应该把行李照看得更好。我丢掉了全怪他们。”

　　“告诉我们，你到底是怎么干的，亲爱的霍·奥？”多拉说，“别去怪这个怪那个了。”

　　“说起来该像怪他人一样怪你，”霍·奥说，“是你答应我做了小丑服。你一点也不拒绝。结果就变成这样。”

　　“噢，霍·奥，你这个人真不知好歹！”多拉说，“你知道，你只说是给新婚夫妇一个惊喜。”

　　“他们要是在罗马找到我，确实会是一个惊喜，我会像玩具盒里的跳人一样，穿着小丑服，从藤箱里跳起来，对他们说：‘我们又见面了！’可结果全毁了，到头来是爸爸今天晚上找我谈话。”霍·奥每次停一停就吸吸鼻子。不过我们当时没有指正他。我们要继续听下去。

　　“你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告诉我们呢？”迪基问道。

　　“你们八成会把我关起来。每次我要做你们自己想不到的事情，你们就会这样。”

　　“你带去些什么呢，霍·奥？”艾丽丝急忙问，因为这时候霍·奥已经不再低声吸鼻子。

　　“噢，我省下了许多吃的，只是到头来我忘了带。它们在我们房间的五斗橱底下。我带了我的小刀……我是在阿什利家那个橱里穿上小丑服的———套在我自己的衣服上面，因为我想会冷。然后我把藤箱里那些女人的臭东西腾空，把它们收藏起来……那个放帽子的托盘我先放在旁边一把椅子上，接着我爬进藤箱，把那托盘举到头顶上，我坐下来，再把它在我头顶上装好，它有横档可以托住，你们知道。这样好的办法你们谁也想不出来，更不要说做了。”

　　“幸亏我没想出来。”多拉说，可这话霍·奥听也不听，接着说下去。

　　“等到他们把藤箱一捆扎起来，我就开始有点懊恼了。太热太闷啦。在车上我只好挖透气孔，车子动得太厉害，我割破了大拇指。他们把我扔来扔去，好像我是煤似的———而且常常把藤箱颠倒过来。火车一个劲摇来摇去，我晕车，就算带了食物也没法吃。我还带了一瓶水。在瓶塞没丢掉时很太平，可后来瓶塞丢了，在黑暗里找不到，等到水洒光了，我才找到瓶塞。

　　“后来他们把藤箱咚的一声扔到站台上，我太高兴了，藤箱一动不动，我坐了一会儿，简直要睡着了。这时候我朝外面看，标签落掉了，在不远的地方。有人朝藤箱踢了一脚———那么野蛮，我恨不得回踢他一脚！你是什么东西？我想我是叽叽叫了一声———你们知道，像兔子叫。于是有人说：‘听上去像活口，对吗？没有标签。’其实他一直就站在标签上面。我看到那绳子粘在他该死的鞋底上。接下来他们把我扔上什么东西，像是一辆手推车，随后又把我扔在一个黑地方———我什么也再看不出来。”

　　“我不知道，”有脑筋的奥斯瓦德说，“是什么让他们认为你是一个动力机器。”

　　“噢，那太可怕了！”霍·奥说，“是我的挂表。我太无聊了，给它上了发条。自从发条断过以后，你们知道它的怪声音。”我听见有人说：‘嘘！那是什么声音？’有人说：‘听上去像个爆炸装置。’……别推搡我，多拉，这话是他说的，不是我说的……‘如果我是巡官，我要把它扔到河里去，不扔才怪呢。不管怎么样，让我们把它扔了吧。’可是另一个人说：‘还是别动它。’于是我没有被扔到河里去，他们又叫来一个人，商量了半天，最后我听到他们说：‘报警。’我只好让他们去。”

　　“可你怎么办？”

　　“噢，我在藤箱里踢，我听到他们全吓坏了，我叫道：‘喂，放我出去好吗？’”

　　“他们放了吗？”

　　“放了，可过了好久，我透过藤箱和他们说了半天。当他们打开藤箱时，人围了一大群，哈哈大笑，给我干酪面包，说我是一个大胆少年———我真个是的，我只希望爸爸没这么拖时间。他本该今天早晨就跟我谈。我看不出我做了什么大不了的事……也怪你们没把我照顾好。我不是你们的小弟弟吗？让我做正确的事是你们的责任。你们老对我这么说的。”

　　最后这句话让一直忍耐着的奥斯瓦德破口骂出来了。接下来霍·奥大哭，多拉哄他，虽然他已经大得不需要哄。他就在她膝上睡觉，说不要吃晚饭了。

　　那天晚上等到爸爸来跟霍·奥谈话，却没有谈成，因为霍·奥生病了，不是装病，是要请医生的真病。医生说他由于受凉受惊正在发烧，可我心里说很可能是吃东西吃坏了，摇动了半天后吃干酪面包，又喝了一罐麦芽酒。

　　他病了一个礼拜。他好点以后，也就不跟他多说了。我爸爸是全英国最公道的人，他说这孩子已经受够了罚———的确如此，他没能去看哑剧，没去加里克戏院看《摇头彼得》———这戏好得不能再好，和我看过的所有戏大不相同。演员像透了真的孩子，我想他们一定读了许多关于我们的书。他又吃了许多我吃过的最难吃的药。我疑心会不会是爸爸存心叫医生开难吃的药。女人就会这样，不过男人一般没那么狡猾。反正活到老学到老。现在我们没有一个打算逃走，谁叫我们逃我们都不会逃，我想霍·奥也不会想要再逃一次。

　　他受到的惟一一个算得上是惩罚的是眼睁睁看着爸爸当着他的面把他那件小丑服烧掉。布料包括红镶边等等全是用他自己积起来的钱买的。

　　当然，等到他病完全好了以后，我们很快就教会他不要再怪这个怪那个。正如他自己承认的，他是我们的小弟弟，我们不打算忍受他这种无理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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