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爸爸认识一个人，他叫做尤斯塔斯·桑德尔。我不知道该怎样表达他的内心，不过我听爸爸说过，他这个人很好。他吃素，是个什么社会团体的人物。他的确尽可能做好事，只是再乏味不过。我相信他是自愿吃面包喝牛奶的。他梦想为他人做一切能做的事，他要提高住在工人住宅区的人的文化，让他们过得更好。这是他说的。因此他在坎伯韦尔等地举办音乐会，远近的助理牧师来唱一些歌颂勇敢侠士的歌和什么弓箭手之歌，有人朗诵一些滑稽文章，他认为这对每一个人有好处，“让他们看到美好的生活”。他是这么说的。奥斯瓦德用他可靠的耳朵听到过他说这话。不管怎么说，人们非常喜欢这些音乐会，这也是一件大好事。

　　话说有一天，他晚上来了，带来许多票子要推销，爸爸给仆人买了几张，正好这时候，多拉进去拿我们做风筝用的胶水，桑德尔先生说：“你好，我的小姐，你不想星期四晚上也去吗，共同提高我们穷苦兄弟姐妹的文化水平？”

　　多拉当然说她非常想。接着他解释他的音乐会，把她称做“我的小乖乖”、“乖妞妞”，要是艾丽丝听到这么叫就要受不了，可多拉不敏感，叫她什么都不往心里去，只要不是诬蔑性的话，她认为“乖妞妞”等等绝对不是，可奥斯瓦德会认为是。

　　这件事让多拉很兴奋，这陌生客人激起了她的感情，她答应推销票子，有一个礼拜她简直叫人受不了。我相信她卖掉了九张，卖给刘易沙姆和新克罗斯的熟人。爸爸给我们都买了票子，到了那天晚上，我们跟着布莱克小姐坐火车和电车上坎伯韦尔去(不跟她去不让我们去)。

　　坐火车十分开心，可下了火车一路走时，我们只觉得十分凄凉。因为坎伯韦尔是一个偏僻的地区，让人想到穿堂风呼呼吹的摇摇欲坠的顶楼，或者悲惨的地下室，那里被遗弃的孩子靠典当他们亲人的衣物和照看婴儿奇迹般活下来。这是一个潮湿的夜晚，我们走在泥泞上。我们一路走时，艾丽丝踢到了人行道上的什么东西，叮当作响，她把它捡起来，原来是报纸包着的五个先令。

　　“我想这点儿钱是什么人的全部财产，”艾丽丝说，“他们正要快活地把它花掉，却弄丢了。我们得把它交给警察。”

　　可布莱克小姐说不要，我们已经来不及了，于是我们走了，整个音乐会，艾丽丝一直把这小包包捏在手筒里。关于音乐会我就不跟你们说什么了，只说声它非常欢快———你们真该在你们小的时候去去这种自己筹办的音乐会。

　　音乐会结束以后，我们劝得布莱克小姐带我们走进舞台旁边一扇淡蓝色门，找到桑德尔先生。我们认为他可能听说谁丢了钱，好把钱还给那伤心的家庭。他在忙得不可开交，不过把钱接了过去，说有什么事他会告诉我们。接着我们快快活活地回家，唱一个主教儿子在音乐会上唱的滑稽小曲，一点没想到我们在把什么带回家。

　　几天或者一个礼拜以后，我们全都变得十分暴躁。艾丽丝一向好得不能再好，可在我们当中她最糟糕，你一说她什么，她马上就哭鼻子。我们全都害了重感冒，我们的手帕不够用，接下来头痛。我记得奥斯瓦德的头特别烫，只想让它靠在椅背上或者桌子上———或者任何可以靠的地方。

　　不过何必拖长这痛苦的叙述呢？我们从坎伯韦尔带回家来的是麻疹，大人一发现这可怕的毛病，我们全都上了床，要有一段时间不能探什么险了。

　　当然，等到病开始好转，有葡萄和不是每天能吃上的好东西吃。不过躺在床上又吸鼻子又发烧，脸红得像龙虾，你就不由得想，听音乐会的代价太大了。

　　我们上床那天，桑德尔先生来看爸爸。他已经找到那五先令的失主，是一家孩子害了麻疹的父母要付给医生的钱。如果我们马上把它交给警察，艾丽丝就用不着整个音乐会拿着它。不过我们也不怪布莱克小姐。她是个好极了的护士，在我们恢复期间，她不知疲倦地读故事给我们听。

　　我们这些害过倒霉病的不幸孩子最后被送到海滨去。爸爸不能照顾我们，因此我们去住在桑德尔先生一个妹妹那里。她很像他，只是在各方面都更进一步。

　　旅途很愉快。爸爸在大炮街和我们告别，我们自己坐马车一路坐到目的地。路上经过那个奥斯瓦德怎么也不愿在那里当搬运工的车站。有些无礼的孩子在这车站把头伸出车窗大叫“谁是傻瓜？”搬运工只好叫道：“我是！”因为这个车站叫“窝什”。搬运工只能这么报站名，这就让人开这种恶毒的玩笑。

　　出了隧道，我们从草原看下去，看到了灰蓝色的一条线，那就是大海，这真是个了不起的时刻。妈妈去世以后，我们还没有见过大海。我相信我们大一点的孩子都想到了这件事，因此我们比小的孩子安静。我不愿忘记往事，但你想起什么事时，你却感到空虚和傻头傻脑。

　　过了这里的火车站以后，我们的马车走了好大一段路。在一些树篱下有樱草，还有许多犬堇菜。最后我们来到了桑德尔小姐的家。在它后面是一个古老的大风磨坊。它再不磨麦子了，渔民在它里面堆放渔网。

　　桑德尔小姐走出绿色院子门来迎接我们。她穿一件柔软的褐色连衣裙，脖子细长，头发也是褐色的，在头顶上紧紧束起来。

　　她说：“欢迎你们大家！”她的声音很温和，我觉得太像桑德尔先生了。我们进屋，她带我们参观起居室和我们睡觉的房间，然后她离开，让我们洗手洗脸。我们一单独留下，马上一致同意，打开了我们房间的门，像美国大河的激流那样冲到楼梯口相会。

　　“怎么样？”奥期瓦德说，其他人也说同一句话。

　　“房间简陋，怪怪的！”迪基说。

　　“像个工场或者医院，”多拉说，“我想我喜欢它。”

　　“它让我想到秃顶的先生，”霍·奥说，“太空荡荡了。”

　　是空荡荡。所有的墙刷着白灰，家具也是白的———非常少。没有地毯，只有白地席。没有一个房间有一点装饰品！餐厅壁炉台上有个时钟，但不能算是装饰品，因为它派用处。只有六幅画———都是棕色的。一幅画着个瞎女孩坐在一个橘子上，拿着一把破提琴，题目叫做《希望》。

　　我们洗干净以后，桑德尔小姐让我们吃茶点。我们坐下时她说：“我们这个小家的格言是：‘生活简朴，思想崇高’。”

　　我们一听，有人担心这话的意思是吃不饱。幸亏不是这样。食物很多，不过全是奶品、面包、水果、蔬菜之类。我们很快就习惯了，很喜欢，没问题。

　　桑德尔小姐心情很好，吃完茶点要读书给我们听，我们没办法，相互看看，说我们非常喜欢。

　　是奥斯瓦德鼓起男子汉的勇气，很有礼貌地说：

　　“你不介意我们先出去看看大海吧？因为……”

　　她说：“一点不介意。”再加上一句，“大自然是亲爱的老保姆，它把人放到她的膝盖上。”她让我们去。

　　我们向她问清了路，就按着她指点的路走，穿过村子，来到海堤，然后快活地跳到下面沙滩上去。

　　本书作者不打算描写海浪来烦你们，因为这些东西你们就算没见过，也一定都读到过，他只想讲一件你们也许没注意到的事———海鸥吃蛤蜊、牡蛎、乌蛤，是用嘴夹破壳吃的。作者亲眼看到了它们这样做。

　　我想你们也知道，可以挖沙做城堡(如果有铲子的话)，在里面待到潮水把你冲出来。

　　我不再说了，只除了再说一句当我们看看大海和沙时，我们觉得一点也不在乎桑德尔太太怎样思想崇高地看我们，或者怎样让我们过简朴生活，只要我们能到海水里去。

　　一年中，这个日子太早了，一天中，这个时间又太晚了，我们不能游水洗澡，不过我们在水里劈里啪啦地踏，这也不错，只是这样做接下来几乎免不了要把身上的衣服都换掉。

　　等到天黑下来，我们只好回那白房子去，要吃晚饭了，这时候我们才发现桑德尔小姐没有仆人，我们自然主动帮忙洗碗碟。霍·奥只帮了倒忙，打破了两个盘子。

　　没有什么可说的，一个星期下来，我们和海岸警卫队员以及村里许多人都熟了。我实在喜欢那些警卫队员。你想听什么，他们似乎都知道。桑德尔小姐经常给我们念诗集，讲一个叫索罗的人，他能够给鱼搔痒痒，它们喜欢，让他搔。她人很好，只是很像她的房子———我想是她的内心空空的。她非常非常安静，说人们发脾气，活得境界就不高。不过有一天来了个电报，她可就一点不安静。她变得和其他人一样，只为了霍·奥在她找钱包付回电费时挡了她的道，她狠狠地推他。

　　接着她对多拉说———这时她面色苍白，眼睛也红了，就像过下层生活或者普通生活的人一样———“我的亲爱的，太可怕了！我可怜的哥哥！他摔伤了。我必须马上到他那里去。”她请奥斯瓦德到“古船旅店”去叫马车，请姑娘们去看比尔太太，看她能不能在她离开时来照顾我们。接着她吻了我们大家，很伤心地走了。我们后来才听说，是那位让人尊敬的可怜的桑德尔先生爬上脚手架，要给一个工人一张关于戒酒的传单，他不知道该站在脚手架合适的位置(工人当然知道)，把好几块木板连同那工人带了下来，要不是正好有一辆垃圾车在下面经过，他们连性命都难保。桑德尔先生跌伤了手臂和头，工人幸亏没有受伤，可是非常生气。这工人是个根本不喝酒的人。

　　比尔太太来了，她做的第一件事是买来一只羊腿，把它烧好。自从来到林教堂这个地方，这还是第一次吃肉。

　　“我想她是买不起肉店的好肉，”比尔太太说，“不过我想你们的爸爸会给你们付账，我打赌他会喜欢你们吃得饱饱的，吃得胖胖的。”因此她还做了猪肉馅布丁。太好吃了。

　　吃过中饭，我们坐在海堤上，比前些天更像饭后休息。多拉说。

　　“可怜的桑德尔太太！我没有想到她那么艰苦。我希望我们能做点什么事帮帮她。”

　　“我们可以到街上卖唱。”诺埃尔说。不过不行，因为这村子里只一条街道，居民也穷，不好向他们讨什么。周围都是田野，只有羊，它们除了羊毛什么也不能给，要羊毛也从来不向它们讨。

　　多拉想，我们也许可以请爸爸给她钱，可奥斯瓦德知道这不行。

　　忽然有人想出了一个主意———是谁我就不说了———这个人说：

　　“她应该出租房子，像林教堂这里所有人做的那样。”

　　事情就打这开始。最后———就是这天———我们拿来纸板盒盖，用手头有的不同颜色粉笔在上面写上两行字：

　　房屋出租

　　入内面议

　　我们算好尺寸把字写上去，写得非常整齐。我们上床时，把它用胶水纸粘贴在卧室窗外。

　　早晨奥斯瓦德拉起百叶窗帘子时，看到好大一群孩子在看那牌子。比尔太太走出去，把他们像赶鸡那样嘘嘘嘘赶走了。我们根本不用向她解释那牌子的事。她对它一句话也没说。我从没见过一个女人像比尔太太那样不爱管闲事的。后来她才说，她以为是桑德尔小姐让我们把这租房牌子贴出去的。

　　可是两三天过去，什么动静也没有，只收到桑德尔小组一封信，告诉我们那可怜的受伤人是怎样地呻吟，又收到爸爸的信，叫我们乖乖地不要吵架。赶车经过的人总看看那牌子大笑。

　　有一天来了一辆马车，车上是位绅士，他看到我们的牌子用各色粉笔写得像彩虹那么美丽，下车沿小径走来。他脸色苍白，头发雪白，眼睛闪亮，闪来闪去像鸟的眼睛，身穿很新的花呢西装，不过不合他的身。

　　多拉和艾丽丝不等他敲门就去把门打开，本书作者有理由相信，她们的心一定在怦怦直跳。

　　“多少钱？”那位绅士简短地问。

　　艾丽丝和多拉一时惊呆，说不出话来：

　　“呃……呃……”

　　“怎么都行。”那绅士马上说。这时奥斯瓦德客气地上前说：

　　“请进屋来好吗？”

　　“很好。”他说着进来了。

　　我们领他进餐厅，然后请他等一等，我们在门外紧急商量。

　　“这要看他租几个房间。”多拉说。

　　“让我们说出一个房间的租金，”迪基说，“如果他要比尔太太照料，另外加钱。”

　　于是我们决定这么办。我们考虑下来，一个房间一英镑差不多。

　　我们也就回进去。

　　“你要租多少个房间？”奥斯瓦德问他。

　　“全都要，有几个租几个。”那位绅士说。

　　“一个房间一英镑，”奥斯瓦德说，“需比尔太太照料另加钱。”

　　“一共是多少？”

　　奥斯瓦德想了一阵，说：“九个房间是九英镑，比尔太太一星期两英镑，因为她是寡妇。”

　　“一言为定！”那绅士说，“我去把我的手提箱拿来。”

　　他跳起来就出去，进了马车，走了。一直到他走远了，艾丽丝才说：

　　“他租了所有的房间，那我们睡到哪里去呢？”

　　“他一定富得流油了，”霍·奥说，“竟要所有的房间。”

　　“不管他怎么富，他一次只能睡一个房间，”迪基说，“我们可以等他睡了以后，睡到他不睡的房间去。”

　　可是奥斯瓦德很有主意。他知道那人付了房租，房间就是他的。

　　“他总不会睡厨房，”多拉说，“我们可以睡在那里吗？”

　　我们都说不能，也不想睡在那里。

　　于是艾丽丝忽然说：

　　“有了，那磨坊。那里有一堆一堆鱼网，晚上比尔太太走了以后，我们可以像印第安人那样各拿一条毯子到那里去睡，她早晨回来之前我们回来。”

　　这似乎是件光明正大的事，我们同意了，只有多拉说，她认为那里穿堂风可能很大。

　　我们当然马上到磨坊去落实我们的计划，准备到那里过夜。

　　这风磨坊除了底层，一共有三层。第一层空空的，第二层几乎全是磨盘和机器，再上面一层是麦子落到磨盘的地方。

　　我们安排姑娘们睡第一层，那里有一堆堆鱼网，我们在上面挤在磨盘上。

　　我们刚把六条毯子用衣服篮子藏着偷偷从屋里拿到磨坊，就听到车轮声，那绅士回来了。他只拿回来一个手提箱，而且是很小的。

　　我们到时，比尔太太正在门口接待他。我们当然告诉她，说他把房间租了，不过我们没说租多少个，怕她问我们睡到哪里去，我们有一种感觉，没有大人会高兴我们睡在磨坊里的，不管我们做得多少高尚，为桑德尔小姐挣钱而自我牺牲。

　　那绅士中饭要吃羊头和羊腿肉，他知道吃不上时说：

　　“那就熏肉和菠菜吧！”

　　可是村里没菠菜，因此他只好退而吃鸡蛋和熏肉。比尔太太烧菜，等他吃完，她洗了碗碟走了，剩下了我们。我们听到那绅士给自己唱歌，唱他希望做只鸟，飞到某个人那里什么的。

　　接着我们弄来黑夜上街用的手提灯，溜到磨坊去。它比我们想像的要黑得多。

　　我们决定和衣而睡，一是保暖，二是预防忽然有事，或者渔民们半夜里来拿鱼网，碰到涨潮，这种事是会有的。

　　我们把手提灯放在姑娘们那里，我们拿着迪基留下的蜡烛头上楼，要在磨盘和机器之间尽量睡得舒服些，可是不容易，因此听到下面多拉发抖的叫声，奥斯瓦德并不感到抱歉。

　　“奥斯瓦德！迪基！”多拉叫道，“我希望你们当中哪一个下来一下。”

　　奥斯瓦德飞快地跑下去帮他姐姐的忙。

　　“我只是心里有点不踏实，”她悄悄地说，“我不想大声叫，怕惊了诺埃尔和霍·奥。不过我忍不住觉得，万一黑暗中有什么东西向我们跳过来，我就死定了。你们不能都下来吗？这些鱼网挺舒服的，我希望你们能下来。”

　　艾丽丝说，她不怕，不过担心老鼠，据说旧屋老鼠多，特别是磨坊。

　　于是我们答应下来，告诉诺埃尔和霍·奥到下面更安全，在鱼网中比在机器间过夜更舒服。在我们睡觉地方的另一头，那些破椅子、刨子、篮子、铲子、锄头和船杆堆里不时真有窸窸窣窣声，不过迪基和奥斯瓦德坚决认为是风声，或者是乌鸦做巢的动静，自然，他们知道乌鸦夜里不做巢。

　　睡在磨坊里根本不像我们原先想的那么好玩。就说一件事吧，没有枕头很糟糕，鱼网太硬，不能好好拉到身上。除非你是个印第安人，你就不知道怎样让你的毯子抵挡穿堂风。等到灯熄掉，奥斯瓦德不止一次觉得黑暗里有地蜈蚣和蜘蛛在他的脸上爬，可他擦亮火柴一看，却什么也没有。

　　空磨坊的确老是叽叽嘎嘎、窸窸窣窣响，而且奇怪地抖动。奥斯瓦德倒也不怕，不过实在觉得还是睡在厨房里好，因为那位绅士睡了不会用厨房。你们知道，当时我们以为他和别人一样通宵睡觉。

　　最后我们还是睡着了，夜里姑娘们越来越往她们勇敢的兄弟身边靠，因此到了早晨，当太阳“透过年久失修的建筑物的缝缝，射进一缕缕满是灰尘的金光”，把我们给照醒了时，我们全紧紧地睡成一团，活像一窝小狗。

　　“噢，我都冻僵了！”艾丽丝伸着懒腰说，“我从来没有这样穿着衣服睡过。这让我觉得给浆过烫过，像男孩的衣领那样。”

　　我们全有同感。我们满脸倦容，浑身僵硬，怪怪的，本书作者倒也无所谓，只要不是真有蜘蛛在我们上面爬过。我相信古希腊人认为它们有毒，也许它们的毒液毒过人。

　　“我觉得磨坊就是不行，”我们把霍·奥叫醒时他说，“不能洗脸梳头发什么的。”

　　“你可不是一直那样关心你的头发。”迪基说。

　　“不要这样招人烦。”多拉说他。

　　迪基回嘴：“你自己才招人烦！”

　　一定是穿着衣服睡觉让人不像平时那样客气。我想这是流浪汉为什么这样凶、在偏僻的路上打人踢人的缘故。奥斯瓦德知道，他这时有一种感觉，只要有人稍微招惹他，他就要踢。幸亏没人招惹他。

　　本书作者相信，有一幅画叫做“无望的黎明”。我们感到就像那幅画一样。什么都不对头。

　　这是一群手脸脏得不能再脏的可怜孩子，脏成这样，没在磨坊里睡过或者没见人在磨坊里睡过的人是怎么也不相信的。他们走过磨坊和白房子之间那块湿漉漉的绿草地。

　　“我的诗再也不写朝露了，”诺埃尔说，“它一点不像人们说的那样有诗意，它跟冰一样冷，冷透靴子。”

　　等我们到桑德尔小姐称为浴室的铺砖石厨房，好好地洗过脸以后，我们觉得好多了。艾丽丝生火烧了一壶水，我们喝了点茶，吃了鸡蛋。接着我们看钟，才五点半。于是我们在比尔太太来之前，到房子另一边去。

　　“希望过的高尚生活并不是这么糟糕的。”在走廊上走时迪基说。

　　“高尚生活一开头总是苦的，”艾丽丝说，“我想新靴子一样，穿惯了就爱穿了。现在在一扇扇房门外听听吧，看哪个房间他不在睡。”

　　我们把所有卧室房门都听了，一声呼噜也没有听到。

　　“也许他是一个小偷。”霍·奥说，“假装租房子，进来把所有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

　　“根本没有值钱的东西。”诺埃尔说。他这话不假，桑德斯小姐除了一枚白银别针，什么银器珠宝也没有，连茶匙也是木头的，很难洗干净，得刮。

　　“也许他睡觉不打呼噜，”奥斯瓦德说，“有人是这样的。”

　　“老绅士不会这样，”诺埃尔说，“想想我们的印度叔叔吧———霍·奥起先还以为是来了狗熊。”

　　“也许他起得早，”艾丽丝说，“正在奇怪，早饭为什么还没好？”

　　于是我们到起居室门外听，透过客厅锁孔，我们听到有人走动的声音，然后听到吹《但愿我是一只鸟》这支歌的口哨声。

　　于是我们上餐厅去坐一会儿。可我们一开房门几乎绊倒在地席上一堆东西上面，但没有人叫出一声———连“哎呀”也没有叫，这是我们全想叫的。

　　我在书上读到过，有人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一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可如今本书作者看到的眼前光景，他真不敢说他不是在做梦，那位绅士和磨坊过的夜也不是梦。

　　“把窗帘拉开。”艾丽丝说，我们照她说的做了。我但愿我能做到让读者和我们一样吃惊。

　　上回我们看这房间时，墙上是光秃秃的，白的，可如今墙上满是最出色的画，全用彩色粉笔画出来———我的意思是不像我们用粉笔画画那样把各种颜色混合着画———而是一幅画是绿色的，一幅画是棕色的，一幅画是红色的，依此类推。粉笔也一定是发亮的，粗得我们没见过，因为有些线不止一英寸粗。

　　“多么美啊！”艾丽丝说，“他一定整夜不睡，都在画它们。他真好。我想他也要生活得高尚———偷偷地过，把时间花在美化别人的房子上面。”

　　“如果房间已经有棕色玫瑰花图案，像比尔太太家那样，我不知道他会怎么干，”诺埃尔说，“我说，你们看看那天使吧！那不是很有诗意吗？她让我觉得必须写首诗。”

　　这是个善良的天使———用灰色粉笔画———翅膀很大，横过房间，怀里抱着一大把百合花。此外还画着海鸥、乌鸦、蝴蝶、一些长着蝴蝶翅膀的舞蹈少女、一个扎上假翅膀的男人，可以看到，这个男人正打算跳下悬岩。还有仙女、蝙蝠、飞狐、飞鱼。有一匹用红粉笔画的漂亮飞马———它的翅膀从房间这一边到那一边，和天使的翅膀交叉。还有几十只鸟———都只用几根线条画出来，可是像极了。他画的东西，你绝不会看不出来是什么。

　　画出来的东西不管是什么，全都有翅膀。奥斯瓦德多么希望这些画画在他的家里啊！

　　我们正站在那里看，另一个房间的门打开了，那位绅士就站在我们面前，全身是五颜六色的粉笔痕迹，真想不到他会有那么多颜色粉笔，尽管看到那些画颜色够多的。他手里拿着一样铁丝和纸糊的东西，问我们说：

　　“你们想飞吗？”

　　“想。”我们个个回答。

　　“那好，”他说，“我这里有一架飞机。我把它装到你们哪一个身上，然后从顶楼窗子跳下去，你们真不知道飞的味道。”

　　我们说，我们还是不知道的好。

　　“可我一定要你们尝尝这个味道，”那绅士说，“我知道你们真正想什么，我的孩子们———我不能让你们这么蠢，有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却把它放弃了。”

　　我们还是说“不了，谢谢”，开始觉得不妙，因为这位绅士的眼睛这会儿骨碌碌乱转。

　　“那我就不客气，要逼着你们尝尝这个味道了！”他说着一把抓住了奥斯瓦德。

　　“你不能这样。”迪基叫着拉那绅士的手臂。

　　这时候多拉一本正经，很慢很慢地说起话来，满脸发白：

　　“我想飞一定很好玩。你能让我看看，这飞机张开来是什么样子吗？”

　　那绅士放掉奥斯瓦德，当他要张开那飞机时，多拉不说话，撇撇嘴，做出“快走！快走”的样子。我们其他人撒腿就走，奥斯瓦德拖到最后，接着多拉一下子窜出房间，关上房门，把它反锁。

　　“上磨坊去！”她叫道。我们发疯似的跑进磨坊，闩上大门，跑上第一层，朝大窗子外面看，要警告比尔太太。

　　我们拍拍多拉的背，迪基称呼她做福尔摩斯侦探小姐，诺埃尔说她是一位女英雄。

　　“这不算什么，”多拉就在哭出来之前说，“我只记得在书里读到过，先假装跟他们聊天，然后逃走，因为我一下子看出了他是个疯子，噢，会出多么可怕的事啊！他会逼我们从顶楼窗口跳下去，就没有一个人能留下来去告诉爸爸了，噢！噢！”她接着就哭起来了。

　　可我们为多拉感到自豪，我很抱歉有时候还取笑她，不过话说回来，要不取笑她也很难。

　　我们决定给第一个经过的人发信号，我们说服了艾丽丝，让她把她的法兰绒红裙子脱下来做信号。

　　首先经过的是一辆轻便马车，车上有两个人。我们向他们挥动那裙子，他们停了下来。其中一个下车走到磨坊跟前。

　　我们把疯子的事告诉他，说他要我们跳窗子。

　　“好啊！”那人叫还在车上的人，“找到他了。”另一个人把马拴在栅门上走过来，另一个上房子那边去。

　　“下来吧，小姐少爷们，”第二个听了大家的话以后说，“他温柔得像只羊羔。他没想到跳出窗子会伤人。他以为那真是在飞。他看到医生时像个天使一样。”

　　我们问他这个人以前疯过没有，因为我们以为他可能一下疯了。

　　“他当然一直都在疯！”那人回答说，“自从他和一个朋友上一架飞机，打上面摔了下来，可以说以后一直就没好过。他原是位画家———我相信是一位出色的画家。可如今他只画有翅膀的东西———并且不时要人飞———有时是完全陌生的人，像你们。对，小姐，我一直跟着他，侍候他，和他在一起，他那些画总是让我很喜欢，可怜的先生。”

　　“他怎么跑掉的？”艾丽丝问道。

　　“是这样的，小姐，这位可怜先生的哥哥受了伤，西德尼先生———就是里面这位———似乎十分伤心，俯在受伤的哥哥的身体上，看着就很可怜。其实他是在掏他哥哥口袋里的现钱。当我们忙着救护尤斯塔斯先生的时候，西德尼先生收拾他那手提箱，从后门溜走了。我们找不到他，就请来贝克医生，等他来到已经太晚，当天来不及赶到这里。贝克医生说他会回到他童年的家。医生说得没错。”

　　我们全都从磨坊出来把那位文质彬彬的先生一直送到院子门，看着他上车，他非常温柔，非常快活。

　　“不过医生，”奥斯瓦德说，“他说过一个礼拜付九个英镑房租的。他不该付吗？”

　　“你该知道他疯了，说话不算数，”医生说，不会付的。这是他亲姐姐的房子，他为什么要付房租呢？走吧！”他对马说。

　　他就这样离开了我们。

　　知道这位绅士不是过高尚生活而只是疯了，这很叫人难过。为了可怜的桑德尔小姐我加倍难过。正如奥斯瓦德向两个姑娘指出的，她们有他们这样的兄弟，比起桑德尔小姐来，真是幸运多了，她们应该比现在更感谢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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