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分组审议了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有委员提出，为减轻学生及家长的负担，义务教育的教科书在定价上应当实行微利原则(人民日报6月25日)。

　　根据广州教育部门的调查资料，20年前中小学生每学期的课本费不超过10元，而现在普遍达到了200—300元，上涨了二三十倍。超速增长的价格背后，是惊人的暴利。

　　仅仅“义务教育的教科书在定价上实行微利原则”，就能够解决教科书暴利问题吗？恐怕未必。

　　义务教育的教材出版发行中的巨额利润，来自于出版和发行的垄断。长期以来，我国中小学教材的编写和出版被少数出版社所垄断。出版发行始终按照出版管理部门指定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总发行这种垄断运营机制，课本的出版发行是一个萝卜一个坑。这种垄断体制导致中小学教材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假如仅仅在教科书的定价上实行“微利原则”，不可能真正把教科书的价格降下来。因为作为垄断部门，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没有充足的动力去压缩成本，更不愿意主动把嘴边的肥肉拱手让出；另一方面，到底由谁来监督“微利原则”的实施，也是一个问题。

　　目前的教材出版发行改革有另一种声音。有人说，大家不要把目光盯住获得特许经营的少数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手上的发行权，因为义务教育阶段，教材将来随着国家和地方财力增强要“免费发放”。但“免费”只是相对学生而言的。在教材印刷出版发行环节，依然是有价的，只不过是在付费的形式上改为政府集中采购而已。可怕的是，如果政府采购环节不公开透明而供货渠道单一的话，出版发行者有可能获取更高的垄断利润。而这些高额垄断利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最终只能由包括学生家长在内的纳税人承担。

　　所以，终结教材暴利的最佳途径，就是打破当前教材出版发行的行政垄断局面，开放市场，引进更多的竞争者。实践已经证明，市场不买价格垄断的账。通过开放，在教材发行出版中造成“鲶鱼效应”，不同的市场主体自然会有办法把教材利润“递减”到合理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