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霞

　　我的童年是在一个听起来非常美丽的小山村——“金花”度过的，可那里既没有金花，也没有银花，甚至是野花都很难看到。那时，学校就设在我们村子里，中小学是合在一块儿的。父亲是这所学校的校长，母亲则在离学校很远的一个小山村的破庙里的村小教书。那个小山村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鲜花”，那儿更有意思，不仅没有鲜花儿，就连树也没有，只有光秃秃的黄土包。

　　在我们这个学校里一共就百把号人。父亲从早晨拨开眼珠到晚上闭上眼睛，没有一刻不在为这个像小麻雀似的学校操心。我们的学校实在是太破旧了，实在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父亲上课有个习惯：上课时他总是高高地昂着头，难得低下头看一眼他的学生，以致学生在下面做小动作他都不知道。这一度成为父亲的笑话，学生们给父亲取了个绰号“望天龙”。直到一个狂风暴雨的下午，我们所有的学生才明白父亲为什么养成这么个“坏”习惯。那天，父亲走进教室，依然高高地昂着头，可是刚讲没几分钟，只听他大叫一声：“快跑！”上课的学生们还没反应过来，就听见头顶上传来了“哗哗”的声音，接着就是瓦掉在地上的“啪啪”声。学生们一窝蜂似的跑出教室，最后一个跑出教室的父亲的脚跟上被瓦片砸出了一个大口子，血浸透了父亲那双黑布鞋，学生们看见父亲血糊糊的脚都吓哭了。可是父亲却像没事儿一样，安顿好学生们以后，就一瘸一拐地挨着一间间的教室去检查。奇怪的是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学生叫父亲是“望天龙”了。

　　童年的我们很少叫母亲“妈妈”，更多的是叫她“张老师”。妈妈是我们家的“闹钟”——六点一刻是她出发的时间，不管春夏秋冬，母亲手中总是提着那个已经磨毛了边的人造手提包，那是妈妈被评为先进的奖品。妈妈走一个多小时后就能看见她一个人的学校了——那间破庙改的村小，接着就可以听见妈妈像叫自己的孩子一样亲热地叫着学生的名字，随即是此起彼伏的呼应声打破了小山村的宁静。课间休息的时候，母亲就变成了裁缝师，她像变魔术一样从手提包里拿出针线，替三伢儿钉那跑丢的钮扣，替二妞缝刮破了的袖子，甚至还替最小的小墩儿换上根结实的带子，省得他的裤子老是往下掉。到了中午，母亲手提包里的那两个玉米饼绝大多数时候换成了学生手中那黑糊糊的烧土豆。太阳下山的时候，父亲就会带上手电筒，再提根棍子去接母亲。那根棍子冬天打狗，夏天打蛇，帮他们壮了不少胆。等他们回到家里时已是十点多了。我们兄妹几个早已困得东倒西歪了，不是吃中午的剩饭，就是跑隔壁老师家蹭饭，更多的时候是饭也没吃，和衣倒在床上睡着了。

　　那时，我们兄妹几个最大的奢望就是做母亲的学生，那样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和母亲在一起了。为此，我们曾郑重其事地向父母提出要到母亲教书的村小读书，可母亲除了说我们不懂事，还尽添乱之外，并没有其他的言语安慰我们。

　　如今的我和父母一样，成了一名山村教师，也和他们一样被评为先进教师。我的孩子一如当年的我，经常嚷嚷着要到我教书的地方念书，那样就可以整天和我呆在一起了。慢慢地，我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

　　我的父亲母亲虽然没有在课堂上教给我知识，但在这个人生大舞台上，他们所教给我的已一生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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