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柯坪县的玉尔其乡、阿恰勒乡人民政府，将29名孩子的家长告上法庭，理由是他们的孩子因忙农活辍学，要求法院责令家长把孩子送回学校读书。

　　(据6月25日《中国青年报》)

　　受教育权不可随意放弃

　　国家颁布了《义务教育法》，不仅对孩子的受教育权利有明确的规定，还免除了学习的相关费用，更具有一种“强迫”的意义，现在的家长已经不需要为学生的上学负担操心了，教育是国家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可以看成是一种“国家的权利”，一种孩子和家长都必须无条件接受的责任，但是现在不少孩子家长看来，国家好像只有教育的义务，没有“强迫”教育的权利，不管你学校是收费还是免费，家长都有操控孩子“自由”的“绝对权力”，因为孩子是家长的“私有”，让孩子无条件的顺从家长也就仿佛是“天经地义”的了。

　　从“传统意义”上讲，孩子是家长“私有”的理由是可以成立的，但从国家和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认识有很大的偏差，孩子是家长的，但同时也是国家和社会的一分子，孩子将来是要走向社会的，不仅是要为国家的建设服务，更同时要为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现在国家虽然义务教育普及了，一些孩子家长把这种普及放弃，不仅直接影响到孩子今后的成长，影响到将来国家和社会，同时也是对自己和子女一种极不负责任的态度。因而，地方政府将这些家长告上法庭既是在教育家长，迫使家长负起责任，更是在维护孩子的合法权益，政府状告学生家长一事非常具有标本意义。 (上官一竹)

　　更应关注农民生存环境

　　孩子的受教育权不能被恣意剥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乡政府状告学生家长，是对学生家长的法律启蒙。叫好之余，我们却不能止于思索。必须追问：在柯坪县，为何有那么多家长勇于置孩子前途而不顾？为何置威严法律而不顾？

　　一个细节不容忽视：柯坪县是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这里的农民长期生活在贫困环境中，信息比较封闭，观念得不到改变。显然，表面看，学生家长胸无大志，目光短浅，实际上这背后隐匿着残酷的现实———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低下。当温饱尚未解决之际，追逐口腹之欲，而不是精神营养，这只不过是发自本能的意识。因此，当我们在力挺乡政府的状告之举时，是不是该体恤贫困农民的揪心之痛？当我们在谴责困苦农民的燕雀之志时，是不是更应该关注当地困窘不堪的经济状况？

　　据报道称，一些农民认为，农民家的孩子大了，就该替家里干活儿挣钱，书本上的东西知道得再多，也没地方用。毋庸置疑，这样的认知是经不起推敲的，但他们的想法却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在当地，他们确实没有看到读书能带给他们希冀，以及灿烂的前景，当读书不能迅疾转化为生产力时，当读书甚至成为家庭拖累、成为家庭贫困的加速器时，他们的功利完全可以理解。

　　在这一现实语境下，我这样解读乡政府状告学生家长：不真正使当地农民脱贫，不彻底改变当地信息闭塞的状况，不让当地农民切身体会到读书的诸般价值，单纯的状告之举，除了起点普法作用外，意义不大。(王石川) 　

　　关键让农民看到读书的实惠

　　政府起诉农户能解决辍学吗？笔者并不看好，或许只能搔搔表面之“痒”，难以破解实质问题。近年来新“读书无用论”越演越烈，尤其贫困农村更甚，其直接后果是大量农村儿童尚未读完九年义务教育便辍学，有的随父母外出打工。“读书无用论”重新抬头，既有认识问题，即部分农民对教育的重要性，对读书跳出“农门”、改变命运认识不足。但更多是实际困难，教育投资居高不下，尤其是昂贵的上大学费用，使贫困家庭不堪重负，有报道说，一个本科生的教育投入，相当于大西北一个农民20多年纯收入，不就是鲜活的注解吗？更令人沮丧的是，巨额教育投资难有回报，大学生就业一年难过一年，毕业即失业现象越来越严重，尤其贫困农民在城市举目无亲，没有一丁点“关系”可用，孩子就业更是难于上青天。这一切无疑加剧了“读书无用论”。

　　因此，有效遏制贫困农村辍学，政府要做的不是“过度”使用法律惩罚失学儿童家长，而是让农民知晓、看到读书的好处。教育农民懂得读书的极端重要性当然不可缺，但更要让农民亲眼目睹读书的回报，从而坚定投资教育的信念。达到这种效果，政府首先要加大教育经费投入，切实解决贫困家庭无力供养孩子上学的困难。同时要想方设法保障就业，消除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不正常现象，让农民真正看到读书的实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