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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侵犯问题调查性之耻或伤之痛(2)
这种从容、镇定和成竹在胸，折射出的是建立在专业训练基础上的自信心态
在香港的两年中，龙迪曾在香港社会福利署处理虐待儿童问题的机构中实习，并参加社工和警察的联合调查培训。在那期间，她深切地感受到，“以家庭为中心(familycentered)”的多部门跨专业合作模式，在儿童保护方面发挥着巨大的功效。
1991年，香港的儿童性侵犯案件，仅占整个儿童虐待个案的2.6%，但1998年，这个数字飙升到30.7%。针对日益严重的事态，香港以儿童最大利益为准绳，在立法、行政、司法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实践。
从那时起，香港成立了专门的儿童保护机构：在政府的社会福利处设立了儿童保护科及临床心理服务科，对受害儿童提供服务；在警务处内部设有专门的儿童保护科，承办儿童性侵犯等有关案件。
如今，在香港，一旦接到相关的报警，受过专门训练的社会福利署社工和警察就会立即组成一个联合调查小组，在接受调查前，社工会告诉儿童及其家人，接下来将发生什么，为什么要这么做。
每一名受害儿童，都由这些受过专门的训练、具有儿童心理专业知识背景的社工和警员进行讯问和记录。对于年龄较小，还不能准确进行语言表达的儿童，警员们会向其提供一些人体玩具模型，模型身上的衣服可穿脱，受害儿童可通过模型，指点自己被触摸或被侵犯的部位。
这些过程，都在专门的小密室中进行，密室内设有单面镜，背后有专门的录影设备，可以录下儿童讲述的全过程。因为新的法例规定，儿童不需要连续不断地遭到讯问，也不用直接出庭作证，第一次讯问过程的录像，就可作为证据在各个程序中加以运用。
另外，香港社会福利署还聘用专门的临床心理学医生，为受害儿童提供心理治疗。在验伤和治疗的过程中，如果家长不同意，医生没有权利把结果透露给包括调查小组在内的任何人。
龙迪曾参观过香港某医院的一间儿童心理治疗室。厚实的隔音玻璃，把杂音严实地挡在了门外；墙壁上全是漫画和儿童海报，遍地都是儿童玩具，甚至连儿童们的病历纸，背景都是各种熟悉的卡通人物。
冲击接连不断。
有一次，龙迪跟随一个社工，前往一个受到邻居性侵犯的5岁女童家中走访。这个女童的父母是香港的低收入者，住在政府提供的廉租“公屋”中。
社工提前45分钟到达了女童家楼下，并在楼四周进行了详细的观察和走访。她告诉龙迪，这可以判断出女童日常生活的环境，并为今后的预防和康复提出合理的建议。
离约定时间剩下5分钟，社工才按响女童家的门铃。廉租房不到60平方米的面积中，住着夫妻和5个孩子，显得杂乱无章。地板疏于清洁打扫，已经发黑，还散发出一阵阵难闻的气味。
但那个社工似乎并不在意。她坐下来和女童打招呼，在龙迪听来，“完全是两个同龄人之间的对话”。在获取了所需信息之后，这个社工才开始和女童的父母倾谈，共同商讨下一步的康复计划。
根据龙迪的介绍，在香港，一旦程序启动，与受害儿童相关的各类人员——家长、政府社工、警员、教师、医务人员，将迅速地组成一个高效运转的团队。这个团队像八爪鱼一样获取并汇总受害儿童的各方面信息——身高、体重、血型、家庭状况、性格、爱好甚至日常学习成绩，然后在经验丰富的社工主持下，协商如何回应受害儿童及其家人的需要。
她曾列席过这样一次会议。主持会议的社工，首先向大家简要介绍女孩的现状，然后十分温和地请大家提供帮助和建议。出席会议的人员便开始各抒己见，整个会议的气氛十分平静，完全不像龙迪想像中的如临大敌。
在那一瞬间，龙迪甚至产生了错觉：“眼前这些人谈论的，只是一个不小心摔了一跤的孩子吧？”
“这种从容、镇定和成竹在胸，折射出的是建立在专业训练基础上的自信心态。”多年以后，在向本报记者回忆起这一切时，龙迪还是忍不住两眼放光，“我们平常见惯了‘高度重视’和‘从严从快’，这不仅反映出专业能力的欠缺，而且某种程度上，这对受害儿童和家人还是一种‘隐性歧视’。”
我们仅是从成人的角度一厢情愿地去做，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感受
对比香港十分成熟和人性化的事后干预制度，内地现行的方式，无疑十分粗糙和不合情理。对此，龙迪和一个专门处理儿童性侵犯案件的内地警察曾有过激烈的争论。
在处理相关案件的过程中，这个警察曾多次穿着警服、开着警车、亮着警灯，去受害者家中调查取证。这种行为被龙迪直斥为：“这是对儿童的二次伤害！”，却让警察觉得很委屈。
“为了尽快地抓住侵犯者，以避免产生更多的伤害，我们不得不向孩子反复发问，以求得更多的细节，从中搜寻到破案线索。”这个警察申辩道，“如果过分强调‘保护’，讯问时就会患得患失，那我们怎么打击犯罪？”
“警察重复询问案情细节，导致受害人不得不反复进行回忆，这本身就是再伤害的过程啊。”龙迪越说越激动，“而且，对于此类‘性侵犯’案件，开警车、穿警服办理显然不合适，这泄露了女童及其家人的‘绝对隐私’，使受害者暴露在周围人群的压力之下，从而更加深了孩子所受的伤害。”
然而不仅是公检法部门，在龙迪实际接触的大量案例中，这样的“二次伤害”几乎随处可见。
曾有这么一个案例。一个小学教师对班级里的数个女生进行了性侵犯。案发之后，当天上午，鸣着警笛的警车开到教室门口，警察当着全班学生的面，把那个老师从课堂上带走了。
不明内情的孩子们在哄堂大笑，对着那几个受到性侵犯的女生指指点点。女生们趴在桌面呜呜地哭，但在整个过程中，没有一个人来给她们解释原因或进行安慰，只有校长进教室喝道：“不许闹！以后这个老师的课程由我来代教！”
随后，警察将这几个女生带到派出所录口供，但侵犯者就在隔壁房间接受审讯，声音听得一清二楚，“你说说，那些东西，孩子们听了，心里会怎么想。”
在审讯侵犯者的过程中，侵犯者的父母得知了消息，冲进了派出所，指着那些女生骂道：“我的娃要是出了什么事，我就和你们没完了。”尽管他们最后被警察拦下并赶出房间，但女生们都吓得面无人色。
晚上5点多钟，录了七八个小时口供后，女生们又被塞入警车，带到当地的医院验伤。医生边检查女生的身体，嘴里边骂骂咧咧：“这个畜生，怎么能对娃儿们干这种事，叫她们以后怎么出去见人啊！”
验完伤，家长们想要急切地知道结果，却被医生断然拒绝：“上面吩咐了，结果现在不能给你们看，只能给领导看。”
“这就是典型的内地处理该类案件的程序和方式，我们仅是从成人的角度一厢情愿地去做，没有考虑到孩子的实际感受。”龙迪无可奈何地笑笑，反问道，“但是，当从头到尾的每一个环节都演变为一种伤害，我们是否应当重新审视自身的文化？我们的儿童司法保护制度与程序是否合理？”
而且，在造成被侵犯儿童“二次伤害”的过程中，媒体报道也经常有意无意地起到负面作用。
龙迪曾亲眼目睹某家电视台采访一个遭受性侵犯的女童，记者让女童对着镜头，回忆当时发生的场景。女童满脸涨得通红地说：“我不敢说。”
“说吧，没啥事。”那个记者顺口说道。
“你凭什么信口开河地说‘没啥事’？！”说到这里，原本倚在沙发上的龙迪猛地挺直了腰，激动地说：“这个记者根本不知道，多一次回忆，就是对孩子多一次伤害！”
还有一些媒体，在曝光儿童性侵犯的案件后，总要贴上“耻辱”的标签。曾有一家电视台的解说词是：“伤害是永远的，对孩子的身心摧残，无论我们采取多少补救措施，都无法挽回，无法弥补”；另一家南方大报在揭露一起幼女性侵犯案件后，甚至称：“女孩被打上了‘永远耻辱’的标记。”
龙迪说，这类关于儿童性侵犯的报道，就是传统观念的载体和复制者。正是因为媒体不断强调这种“无法挽回，无法弥补”的贞操观，使受害女孩不敢说、家长不敢报案，令施暴者屡屡得手，有恃无恐。
在龙迪看来，如果相关部门处理妥当公平，这一类涉及未成年人隐私的案子，根本就不需要媒体的介入。媒体的操作确实有自己的规律，“但起码来说，媒体从业人员需要接受有关专业训练，更深入地了解儿童性侵犯的现象，以及报道的尺度和方向。”
我会告诉她，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无论发生了什么，她永远都是爸爸妈妈心中的天使
2005年，龙迪博士毕业，回到北京。随后，她被北京理工大学聘为副教授，担任社会工作系的副主任。“儿童性侵犯”仍是她其中的重要课题之一。
刚从香港回到内地的那段时间，龙迪觉得两地的落差“实在太大”。如今，她却认为这种简单的对比“没有意义”。她最大的愿望，是在国内探索并培育多部门跨专业合作的干预团队，在充分理解中国社会特定的背景和文化基础上，对各部门相关人员进行培训，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不要让受到性侵犯的儿童，再受到第二次伤害。”
当听说眼前这个看上去柔弱的女性，正在研究如此敏感的课题时，大多数认识她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一脸惊愕地问她：“你为什么会做这个选择？”龙迪也戏言：“我已经和人解释了一万多次啦。”
尽管看上去心态轻松，但龙迪坦言，每次进入现场前，她还是会莫名地心烦，有时还会找借口，推延进入现场的时间。她甚至一打电话就开始紧张地深呼吸，碰到占线，她就觉得“松了一口气”，甚至会安慰自己“不是我没打，是打了没人接”。
虽然已经无数次接触过遭遇性侵犯的儿童，但每一次访谈的初期，她都非常紧张，“接触的案例越多，我越怕伤害孩子，就越不能自如提问了。”她无可奈何地笑道。
数年来，龙迪接受媒体采访邀约时，都要以“是否对受害儿童及家庭有帮助”为准绳，因为“每公开一次，对相关的孩子和家人都是一次伤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前，她也“约法三章”：不能在报道中透露任何曾参与她研究的家庭的具体信息；尽量淡化儿童性侵犯的细节；在某些时候，她甚至连例子都不愿意谈。
尽管平常工作繁忙，但龙迪会尽量抽出空来，静心陪伴家人，尤其是上小学五年级的女儿。龙迪说，每当看到女儿纯真的笑脸，自己就会想起那些遭受深重苦难的家庭，“我必须做点什么，否则我无法面对自己的孩子，无法面对自己的良心。”。
“那么，假如有那么一天，您的女儿遭受了性侵犯，您会怎么做？”曾有人这么问龙迪。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搂住她。”龙迪微笑着伸出双臂，搂抱空气，仿佛女儿就在怀里，“我会告诉她，她没有做错任何事。无论发生了什么，她永远都是爸爸妈妈心中的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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