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80后’差异明显的‘90后’马上将大举进军大学校园，对于学生工作者来说，这是一个难题，尤其是如何对待农村学生的问题。”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最近刚刚结束了对高考的艺术特长生的考查。他发现，当今城市的孩子在艺术修养方面已经全线提高，那些会乐器、擅长舞蹈、懂声乐的高中生们根本不像过去还需要加分照顾，“都是成绩优秀且多才多艺的”。

　　“但这同时也说明，农村学生与城市学生的差异在进一步扩大。”顾海良说，很多问题不是货币能解决的。

　　他谈到一个自杀了的女大学生的父亲。自杀的女学生并非纯农村生源，还是来自县城的孩子。而她父亲却说，从她的信里能感受到，自己的女儿“必然会死，只是时间早晚问题”。现代文化的冲击，给这名女学生的压力太大了。

　　全社会每年有80万人自杀，其中学生的比例非常小。但是，“自杀的农村学生往往不是差学生而是好学生，不是浑浑噩噩的学生而是对未来充满理想的孩子”。这让顾海良非常痛心。

　　他分析，在农村和县城，他们接受的都是应试教育，考分是检验他们的惟一标准。这些孩子没有上过网，计算机课的键盘练习都是在纸板上进行的。到大城市，进好学校，他们是村里县里敲锣打鼓送出来的，期望值太高了，想的就是成名成家光宗耀祖。

　　但到了大学之后，强手如云。

　　那名自杀的女学生发现，自己在大学学习期间都拿不到第一，将来走向社会怎么办？再努力也很难出人头地。

　　他们同样在家庭中的责任重大。有俗话说三代培养一个贵族。别人已经是“贵族”了，而自己是全家人的希望，贵族的第一代，身世背景差异以及未来就业的不确定性，使一些学生感到完成家庭的使命力不从心。

　　因此，顾海良和农村学生谈心的时候反复说：“心理压力再大，也不能走那条路，你们要有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农村最忌讳自杀，你们的亲人和朋友都会背上不名誉的黑锅。”

　　“大学必须建立起积极的心态开放的文化。”他说。

　　学校里的一些城市同学开个派对过个生日都一掷千金。贫困生只有回避，因为这次参加了，下次自己过生日又如何请得起？

　　于是，造成了贫困生的自我孤立自我边缘化。

　　平时的聚会也是如此。大家都AA制，城市孩子习惯大手大脚，在酒吧点个啤酒都是进口的，“穷孩子连水钱都付不起呀”。

　　对那些穿着打补丁衣服的学生来说，同寝室同学从头到脚都是名牌的事实，给他们的刺激是很大的。

　　可是校方既无法限制富裕家庭的家长给钱的额度，又不能让经济条件不同的家庭的学生分宿舍住。

　　“作为教师，应该能理性地认识到不同地区不同阶层间的差异。”顾海良代表说，人们的经济利益不同，社会组织不同，社会生活方式不同，分配方式也存在差异，这些都是社会的客观存在。社会阶层的分化给孩子的影响巨大，“80后”是表象型的，而“90后”则是深层次的。这些层次的拉开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年轻人的思想观念，而很多高校辅导员还满足于自己正在进行的“80后”的研究。

　　“教育内部的问题是社会问题引起的，但教育界不能因此就撇清责任，我们要从教育的角度用教育的方式解决问题。因此，教师应该深入研究这些问题，帮助学生渡过难关。”顾海良的话掷地有声，必须弘扬一种包容性更强的开放的校园文化，包容这种文化差异。学校工作不能再不顾差异强求统一，我们应该鼓励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学生寻求共同点，追求光明，给他们欢乐的时光，也给他们发泄的机会。

　　“首先学校领导应注意不要把救助贫困生当做自己的政绩工程，不要让他们觉得给他们帮助是一种恩赐。在武汉大学，对受救助学生我们坚决不张榜，要尊重他们的隐私，毕竟，贫困不是他们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