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利两下，你说，”我身子后仰，向椅背上一靠，咬着羽毛笔问，“我再写一本关于杜里特的传记，该怎么开头才最有趣？”

　　老鹦鹉用写字台上的墨水瓶当镜子，正在那儿照呢。它停止自我欣赏，严肃地瞥了我一眼。

　　“再写一本？”它大声问，“又要有一本杜里特的书了吗？”

　　“……是的。”我说，“我不是一直在写杜里特的生活吗？不过我……”

　　“我明白。”波利两下说，“我只是不大懂，出多少书，是由谁决定的？”

　　“这个嘛，归根结底，是公众吧。”我说，“我在问你呢，怎么开头好？”

　　“斯大兵呀，”它眯着眼睛说，“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杜里特经历的趣事太多了。应该删去哪些倒比加上哪些更叫人伤脑筋。眼看你斯大兵两鬓也有了白发，假如你想把杜里特干过的事全写下来，只怕写到我这把年纪，你也写不完。当然了，你写这本书，不是让所谓的知识分子看的。虽然我常想，迄今为止你是惟一接近杜里特且也能讲一口动物语言的人，你早就该写一本所谓的有知识分子味道的自然科学史，当然我指的是有用的知识分子。这种书或许可以放在将来写。现在呢，我们主要是在写一个伟人的生活，是啊，怎么开头呢？对了，就从我们坐在巨型海蜗牛的壳里重回布嘟儿巴的地方写起，就是在大海深处旅行的那一回。”

　　“也好。但是我想，怎样增删，更难决定。哪些部分是最有趣的呢？”

　　“是的，”它说，“这的确是个问题，每当杜里特收拾他的黑包包，准备出去旅行时，我不止一次听到过他重复着相同的一句话：‘哪些带上，哪些留下？’面对着剃须刀，他就能犹豫半个小时：带上，还是不带？他说，一块碎玻璃就完全可以刮胡子。记得吧，你还学过用玻璃片刮胡子呢。他这个人最讨厌多带行李。一般来说，他不会带剃须刀。但是我和嘎卜—嘎卜总是怕玻璃划破脸，总是在出发前偷偷把剃须刀放进黑包包里去，就算他后来发现了，也没事。因为当初带了什么，没带什么，他早忘了。”

　　“是的，老是这样。”我说，“可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呀。”

　　波利两下默不作声地想了一会儿。

　　“那你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它问。

　　“《杜里特的动物园》。”我说。

　　“嗯，”它沉吟着说，“那么我建议你应当尽快弄清楚动物园那一部分。但是首先呢，你最好讲一点关于你的旧事，你的双亲以及你们家的事情，那次离家，一走就是3年呢。虽说写你的私事未免带了感情色彩，但是人们都喜欢书里面有那么一点带感情的东西。我就认识一个老太太，她读书读得直掉眼泪时，总是……”

　　“我明白，我明白。”眼看波利两下又把话题说得走了板，我赶紧插话，“咱们，还是说咱们的事。”

　　“好吧，”它说，“我有个主意，你一边写，一边读出声来。如果哪块儿写得沉闷、不精彩，你就能觉察到——因为那样，我就会打磕睡。我的年纪越来越大，吃了饭就困得睁不开眼，所以你想让我醒着听，就得想办法一直写得精彩有趣。稿纸准备足了吗？墨水瓶灌满了没？好，那就开始吧。”

　　于是，我拿出一枝新的羽毛笔，仔细地削好了笔尖，开始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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