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在汶川大地震发生不到一个月之内，有专家就呼吁震灾应该进入教材，以此推进生命教育。根据我的有限观察，震后一年间，全国各大中小学，都以震灾作为题材，进行了有关教育活动，从这个意义讲，震灾已经进入教学活动。但所有的与震灾有关的教育，都存在形式远大于内容的问题。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在中小学教育中重视生命教育，根本在于教育理念的转变，简单地说，这种教育，要培育受教育者的生命意识，强调受教育者的个体尊严，在这一基础上，再教给受教育者传达生存技能和逃生知识。可是，我们发现，对受教育者的生命教育，教育形式为传统的灌输，教育内容也停留在技能和知识层面，难以深入到意识和理念层面。每每大中小学举行应急疏散演习，人们都有这样的感慨：为什么大家无法严肃，而把演习当作儿戏，嘻嘻哈哈？

　　　这是长期来应试教育将所有教育都知识化、技能化的继续，而推行生命教育，必须打破应试框架，突出对受教育者的个体尊严的强调和公民意识的灌输。生命教育其实就是生活教育，其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学生应在安全的生活环境中接受教育，不能在隐患四伏的环境中提心吊胆；二是教育学生安全地生活，尊重生命，这涵盖了责任教育、感恩教育、生存技能教育等丰富的内容。生命教育也是公民教育，其也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明白个体、社会、政府之间的关系，在履行个体责任的同时，懂得捍卫自己的权利；二是教给学生公民道德规范和公民法律规范，用以处理灾难发生时，各种救助与互助问题。

　　而这两方面恰恰是现今教育所十分缺乏的。对于前者，校舍的安全与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状况，并不乐观。如果一所学校高谈生命教育，却让学生在危房中上课，不配备必需的安全设备，怎可能承受生命教育之重呢？如果社会存在诸多伤害未成年的违法犯罪事件，中小学生的安全感，又从哪里获取？关于后者，个体的权利与责任界限很不清晰，依旧模糊。去年大地震之后，固然发生诸多围绕公民权利的争议，包括“范跑跑”事件，以及“大师”的“含泪劝告”和作协副主席的“纵做鬼，也幸福”，虽然当初的讨论众多，但有多少讨论促进了公民意识的增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