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景行——凤凰卫视资讯台副台长兼言论部总监，享有“电视时评第一人”之美誉。

　　采访曹先生是在出春时节的清华园里。走进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看到曹先生的那一瞬，我不禁暗自感叹：原来人老了也可以如此优雅、如此迷人！曹先生热情周到地招呼我落座，然后端坐在我的对面，礼貌地用双目注视着我的眼睛，说：“我准备好了。”看见办公桌后面有一把高靠背的扶手椅，我连忙说：“采访时间很长，您还是坐那把椅子舒服一点。”曹先生笑着摇了摇头，谦和地说：“不用，我们还是这么面对面地坐着吧，说话方便些。”没有一丝一毫的距离感，曹先生平易近人得犹如我大学时代的师长，而这次他也正是以高级访问学者的身份来清华执教。

　　父荫——文化的氛围

　　曹先生的父亲曹聚仁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学者、记者和杰出的爱国文化人士。他的《鲁迅评传》是迄今为止研究鲁迅最深入的作品之一。曹聚仁还曾经担任两岸和平谈判的信使，他曾经是中南海毛泽东、周恩来的座上客，曾经被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秘密邀至台湾“畅谈”两岸和平统一之事……了解这段渊源的人往往会认为：曹先生是名门之后，子承父业。曹先生在其《〈香港文丛(曹聚仁卷)〉前记》中写道：“每当朋友说我在香港打新闻界工是‘继承父业’时，我难免肚中一番苦笑。来香港后，曾看到好几篇文章，作者都讲到早年如何受益于我爸爸之教……然而对于我来说，这却是一种奢望，难以企及。”

　　“那么父亲对您究竟有没有影响呢？”我追问道。

　　“有，可以说我们家的幸与不幸都与他有关。我从小和母亲生活在上海，4岁的时候父亲来大陆，我们家的生活状况随之有所改善。但是，后来‘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又因为父亲的缘故受到冲击。而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父亲给了我一个环境、一个氛围。在这个环境里，我关心的事情就和这个环境有关。因为，我父亲是这样的人，所以我也会关心国内外的大事。而他留下来的书籍，则是我最好的营养品。我自幼就养成了读书的习惯，觉得读书就和吃饭一样，属于每天都应该做的事情。读我父亲留下的作品，使我受益匪浅。”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曹先生，至今依然留恋当时家中的文化氛围，“我祖父是个秀才，很重视教育，家里有很多书。祖父一定坚持让父亲读书。我也一样，我们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其它的业余活动，读完书干什么？还是看书！而且也接触不到什么儿童读物，都是父辈们的书籍。我小学一年级开始看《水浒》，二年级的时候就读《三国演义》了……实际上，我觉得每个孩子都可以、也应该养成读书的习惯，而我们也应该给他们创造这种读书的环境和氛围。读书，是人生中有益的积累。”

　　习惯——阅读与思考

　　“高中毕业的时候正赶上‘文革’，我被分配到上海黄山茶林场。我们自己盖草房、种菜、插秧、犁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活。当时，我们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干的完全是重体力活。即便如此，晚上我也坚持读书，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可以找到的书籍：毛选、马列，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我的‘资讯饥渴症’大概就是那个时候得上的。其实，我也没有给自己设计什么宏伟的理想蓝图，只是觉得要有点精神上的东西，所以就去读书。10年的农场生活，锻炼了我的身体也磨练了我的意志，并且给了我一个温馨的家和一个可爱的女儿。1978年，已过而立之年的我和妻子双双考入复旦大学。在复旦历史系学习的4年，是我一生中的幸福时光，几乎能听的课我全听了。为了补习英语，我还自学了英文版的《世界史纲》，那种《英汉小辞典》我一连翻烂了两本。当时大有发奋读尽天下书，立志学遍相关课的豪情壮志。”直至现在，曹先生仍旧很怀念在复旦和在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埋首穷经的“苦修生活”。当时，社科院中外报刊资料室花60万美元购置了大量资料，而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的曹先生，如同一个苦行僧，在这底蕴深厚的“藏经阁”中整整修炼了6年。日复一日，不舍昼夜。“其实我那时候也没有目的性，只是不知干什么才好，所以不如多读些书报”。而正是这种“没有目的”的苦读苦修的积累，成就了我们今天的“电视时评第一人”，让他在知天命之年从容睿智地为我们拨开云雾指点迷津。

　　“您常说：世界充满变数，人生有很多偶然。那么，您有什么好的建议给我们的青少年吗？”聆听智者的心得，无疑是我们人生很好的积累。

　　曹先生坦诚地说：“我不是一个善于规划人生的人，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的命运在很多时候是被安排的，让你有点无所适从的感觉。一定要我说出一些对青少年成长有益的东西的话，我想那就是：多读书，勤思考，让阅读与思考成为一种良好的习惯。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然后加以研究分析，归纳整理出属于自己的东西来。”

　　人才——健全的心智

　　“说到读书，以前曾经听您谈过一本名字叫做《我平庸我快乐》的书，并且从中引申出一些教育问题？”当“哈佛女孩”、“剑桥男孩”等带有少年励志、家长导读性质的“天才书”热销全国的时候，一个笔名叫周洪的人抛出了一本特立独行的书——《我平庸我快乐》。

　　曹先生答道：“我平庸我快乐，有点反潮流的快乐，很多家长畏之如虎，怕孩子看了以后用这个话来反抗自己。家长也有家长的道理，如果大家都平庸，国家怎么办，社会怎么办，这个理由也对。但是，我觉得周洪的意思并不是让大家都平庸，如果他的女儿是优秀的人，他也会很高兴，可能会更高兴。但现在的情况是，整个中国大陆出现所谓天才热，反映在书籍上，我们看到某某女孩在哈佛、某某在剑桥，这类书卖得非常好。家长都以为自己的孩子能够成为天才，都按照那个模式去培养……而实际上天才毕竟是少数，如果家长、老师们都按照天才的标准严格施训的话，我们的中小学生们就会成为戴着镣铐的舞者，在应试教育的最终分数才是硬道理与天才式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教育的夹缝中跳舞，没有读课外书的时间、没有玩的时间，甚至连电视也不能看……这种双重枷锁实际上剥夺了学生们自由发展的空间。”

　　“还容易引发一些心理问题，比如说有的学生因为考试成绩不理想，觉得无颜面对父母，索性就离家出走或者自杀，更有甚者不忍心看自己的亲人为此难过，索性就先把亲人杀死。虽然是个别样本，但是也反映出一些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以及社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提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起每逢周末自己读小学的女儿极不情愿地被我和先生送去学习英语的情景。恨铁不成钢是我们在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情绪，我们已经习惯遵循响鼓也要重槌敲的教育之道。可是，如今这“恨”居然“恨”出来孩子们敌对的心理，这“敲”竟然“敲”坏了一面响鼓，怎不令人扼腕？

　　“周洪的‘宁可要一个快乐的傻子，不要一个忧郁的天才’的理念，就是针对当前的情况提出来的，我觉得很有道理。”曹先生颇有哲理地分析说：“如果一个社会都是忧郁的天才，那么这个社会是很可怕的。‘宁可要一个快乐的傻子，不要一个忧郁的天才’，当然最好的是希望自己的孩子是一个快乐的天才。周洪的想法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天才，而所有的家长都把钱花在孩子的身上，这是很厉害的浪费。家长现在花在孩子身上的钱占他的工资收入的比重是相当高的。而投在小留学生身上的这个钱，就更是花得莫名其妙。我到东南亚一些国家访问，发现那个地方的学校在招收大陆的中学生，然后和西方国家的大学合在一起，打出的金字招牌就是在这里读几年书就可以去那个西方国家的学校读书拿文凭。究竟能学到什么？不得而知。而家长们为此支付的却是高昂的学费！这种情况下的资源浪费对中国来讲，你说是好还是不好？”没有慷慨激昂的言辞，曹先生夹杂着吴侬软语的普通话里流露出对于中国教育的关心与企盼，他说：“天才也好庸才也罢，关键是要心智健全，我认为还是人才最好。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正所谓众人拾柴火焰高。21世纪的中国能不能抓住这个励精图治、奋发图强的机遇，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大量心智健全、有责任感的优秀人才。”

　　在两个多小时的专访中，曹先生自始至终有问必答，或简明扼要或详尽务实，非常配合地完成了我的采访。告辞出来的时候，曹先生问我：“你是怎么来的？要到哪里去？”怎么回事？我心里纳闷，连忙回答：“乘出租车，去人民大学。”“那这样，你从这里出去，”曹先生指着窗外的小径认真地叮嘱，“到清华的二道门，那里有出租车可乘，你可以少走一点路。然后出校园，走成府路……”听到久居香港甫来清华的曹先生为我这个北京人指路，我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感动！我忽然想起回荡在清华园里的一句话：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本报记者  海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