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4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新学期开学前，河南出台文件，禁止补课、限制学生在校时间和作业量。然而，记者调查发现，这一“规范令”在执行中却阻力重重。

　　在给学生“减负”的呼声中，不少地方都出台过类似的红头文件，有的规定了小学一二年级不准布置家庭作业，有的规定不准有偿家教，有的甚至规定，学校利用节假日补课要追究校长责任，教师搞家教要取消教师资格……

　　一条条规定不可谓不具体，一条条处罚不可谓不严厉。然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学生并没有感受到减负后的轻松，家长也并不领情，相反，还要千方百计把孩子送进补习班、奥数班，既费功夫又费钱。正如一些学校校长所言：中考、高考的升学竞争模式不改，减负就不切实际。教育主管部门或许不以升学率来考核学校，但家长对学校的“考核”，升学率还是最硬的指标，学校之间的竞争最终也是升学率。

　　应当承认，给学生减负，如今是一项极其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造成中小学生不堪重负的，不仅是学校和老师，也不仅是家长和社会“不能输在起跑线”的鼓噪，而有着深刻且广泛的社会意识和制度基础。譬如由“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生发的“以文凭论人才”的用人观；剧烈的升学和就业竞争，使得家长不得不让孩子从小就处于紧张的氛围当中，互相攀比唯恐落后。

　　就教育领域而言，这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必须从思想、体制和制度上进行深刻的变革，从均衡教育资源、公平教育权利、强化素质教育、把教育从赚钱的“产业”切实向培养体力和脑力劳动者转化等多方面着手，开展长期艰苦细致的工作，才能使学生的减负真正落到实处。

　　然而，我们有些地方的教育主管部门，却常常下达几个“不准”的红头文件，代替艰苦细致的工作，认为规定了几个“不准”，就能轻松实现对学生的“减负”。所有这些，如果不是这些人的假装天真，就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惰政，其结果，必然成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一纸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