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压力疾患的第三类症状，可在许多自闭症孩童身上看到，创伤后压力疾患者在生理上过度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例如兴奋地拍手，反复上下地走动，手不停地拍打，特别是在与另外一个人互动的重要时刻，虽然他们外在明显地没有任何回应，关闭自己的心房又独自留在他们自己的世界；但是若仔细观察可发现他们显示出矛盾的现象，他们能同时敏锐地觉察并去习惯在他们周遭的事件，即使是一种威胁的经验。相反的，自闭症孩童很少有直接的目光接触，也很少关注父母对他们这样不回应的感受，他们没办法对焦的眼神显示出情绪上高度的警戒，他们飘忽的眼神可容许他们观察更广的视野及周边景况(例如第二章的莎莉)；这似乎是一般人在拥塞、置身于人群中等环境时使用的伎俩，在那情境中我们的自主权及个人分际受到了威胁。自闭症孩童不但过度神经质，反应又过于直接、奇特，然而这些举动可从其原始意义以及其自我保护的反应，来理解并探究其原始原因。

　　神经上的例证也说明了创伤可能会改变婴孩实际的大脑结构发展，也可能完全改变婴儿观察周遭世界及事件的能力(Fox等，1994； Perry, 1995；Schore， 1996)。神经生理学家已阐述某些暴露于慢性创伤经验的孩童，其脑部的神经连结使他们容易观察到生活的威胁，久而久之，脑部过度反应部分会导致连微小的外在刺激都会产生过度的反应(Schore, 1994; Van der Kolk及Greenberg, 1987)。在临床工作中治疗师引介这些孩童了解适中的情绪经验，是他们主要的任务。

　　第八章的凯萨琳只在几年的治疗后便能区别“大记忆”(那是指她的创伤经验之记忆)和“小记忆”(那是不使她“过度(hyper)”，这是她的用字，但对她平常的发展有意义的事件记忆)。“小记忆”为凯萨琳提供有用、可用的记忆库——可以展现这个世界有趣而非过于悲惨的经验，在这个世界里她是参与者而非牺牲者，她可以从当中感到自己的能力而非无能。在治疗的前期，她只能经验过度刺激的境界，或是那种关闭的世界(她称为“blobbyiry”)；在治疗中有些时候治疗师可能可以区别过度使孩子觉醒以后，病患试图关闭起来的刺激，以自我调整到较安全不受干扰的境界。在朝向自我康复或是发现自我的路途中，能试着自我调整而领先觉察到自己的力量或经验到能力感，这点是非常重要的，每个人都具有明显不同的情绪原子量。我的个案柯林，在他高度被唤起而觉醒之时，他很清楚地告诉我，在许多无可忍受的生理刺激轰炸之下，他自己好像一个牺牲品，这些刺激源自他的外在；进入青春期之后，他深受一直增加的性唤起而困扰着，在治疗中他清楚地经验到勃起，有时他会呻吟，抱着自己的头，腹部靠着长沙发把椅垫当成是盾牌一样，他不能区别是他自己生理上的问题还是外在的攻击，因此深深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牺牲者。

　　其他的时间他能试着和我进行一些工作；在他需要休息时他也很清楚，在这个时间他会背向我，用石头轻敲硬的物体表面，然后拍手，这些时刻感觉起来是出自他的意志，而我能以评论与回应的角度去注意、重视这时刻是非常重要的。当我感觉到他被过度刺激唤起而成为牺牲者时，我会用轻柔、同情的音调慢慢地说话，试着去平抚他，有时候这一招很奏效，他能听到我的声音，不再感到孤独或是被攻击，而能走出他过度刺激的境界；

　　有时候他不愿意和我合作，甚至只是轻轻拍他，他也会相当激动，我就会用更强烈、更接近男性、更有理的语气来和他说话，我可能会说类似的话：“走开，我现在已受够了，不要再跟我说话，我和石头玩，我需要休息了！等一下我再跟你谈。”对这些仪式化的行为在学术界有一些争论，有些人认为仪式性行为是可被接受的；然而强调有些仪式性行为可视为有某种功能或意义，而非只是无心的，这样的观点也许是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