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袁鸿林新著《14岁都能上大学》体会之二

　　宽容原是指对他人的思想言行、社会政治、宗教制度等的认可(认为可以生存)吧？我以为宽容是现代的先进社会制度中应有的常态，也是和谐社会的重要指标。充满温情和爱的教育更应该宽容。宽容需要气量。宽容就是尊重。而教育更需要宽容。我这里要说的宽容，是指体制内的权势人物展示出自己的博爱之心，允许袁鸿林关于现代私塾的实验与探索，允许“袁小逸模式”的生存与发展。

　　(一)

　　教育的本质决定了应当而且必须尊重受教育者的个性。《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指出，要“认识到目前教育设施在整体上的严重不足；教育必须更具针对性(relevance)”(《教育的使命》，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5页)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第6章“从基础教育到大学”“有特殊需要的儿童”一节也指出：“家庭是儿童的第一所学校。”教育“应确保每个儿童的潜力都能充分发挥出来。”(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113页)袁鸿林办现代私塾，他多次申明并非为了挑战现行的教育制度。早先只是因为女儿不适应幼儿园里的教育，才辞去所有工作，在家当全职爸爸，悉心教育培养女儿。

　　孩子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他们是我们国家的公民。但我首先认为他们是父母的孩子，父母有权为孩子接受怎样的教育作出正确的选择。袁鸿林夫妇送孩子进幼儿园后，发现那样的“园”里他们的“幼儿不宜”，不得已让孩子在家里上学。他们的决定与选择并没有妨碍谁。这样的决定与选择应当予以尊重。《世界全民教育宣言》的实施指导方针指出：“重视幼儿看护和发展对实现基础教育目标至关重要。基础教育必须符合参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实际需要、兴趣和问题。”(《教育的使命》，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32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7条也规定公民有进行科学研究的自由。袁鸿林凭着高知的条件，在不惑之年作出创办现代私塾的决定，将对自己的女儿的培养与教育作为研究对象。6年的实验与研究，取得了可喜的阶段性成果，通过对比，我看到其效果远远优于体制内全日制教育的海量的严重摧残学生身心的应试训练。这样的结果理当受到热烈的欢迎！他的阶段性成功经验，可以启发大家“在对应试教育体制失望或不满的同时，想一想有没有其他的道路可走”，进而了解到“教育完全可以不同于现在学校的样子，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过程和结果。”(《14岁都能上大学》，湖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5月版001页，以下引自本书的只注页码)

　　30多万字的《14岁都能上大学》，其主要内容就如作者在题为“父而师——不惑的选择”这篇序言中用5句话所概括的：“科学从事早期教育，给孩子一个不同的人生高起点”；“高度重视情商培养，为孩子的长久发展奠定基础”；“打乱学校年级制知识教学结构，实施跳跃式教学”；“注重思维引领，着眼能力培养”；“尊重孩子，引导孩子参与自我建构，为孩子开拓广阔的前景”。(003—005页)这5句高度概括出来的话，书中有大量的事实、数据来论证，恕我不加列举。一个心平气和的读者，会从书中发现很多值得重视和借鉴的东西。

　　为什么袁鸿林的实验很少获得体制内领导者等的尊重？我想可能是有关的人们受到我国先前计划经济思维的影响过深。近年各地虽然出现了一些民办中小学，但是脑子里有“贵恙”的领导者，心底里是将其“打入另册”的。比如，同是校长会议，一些公立学校的校长趾高气扬，私利学校的校长则矮人三分。违背人性的、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计划经济已经被我国抛弃，但计划经济的思维方式在基础教育界依然要顽强地表现出来。公立学校、全日制学校是正统的，私塾则应是取缔的对象，这种意识依然统治着一些人的头脑，成为改善与优化教育的拦路虎与绊脚石。

　　(二)

　　我一开始就关注媒体关于袁鸿林办现代私塾的报道，并且认为袁鸿林的做法符合一系列有关教育的法律法规的立法精神，有其正当性和合理性。我对优秀的媒体及其素质好的从业者的客观报道十分欣赏。

　　从海盐县到嘉兴市，在不“威胁”到威权的权威时，主流社会与教育体制还是有一定容忍度的。但我也看到一些脑子里有专制贵恙的媒体从业者或写手，他们摇唇鼓舌，侃侃而谈，冷嘲热讽袁鸿林的实验，大写兴师问责的文字。比如，嘉兴电视台的“小新说事”节目，就曾借其一度在市民中反响较好的背景，请来一位体制内某重点中学的副校长，不摆事实，不讲道理，就预言几年后袁鸿林的实验必然失败，在嘉兴很多不明真相的“喔育派”市民中造成负面影响。嘉兴电视台主要是用嘉兴纳税人的钱办起来的吧？应该是“公器”，对于袁鸿林办私塾这样的教育现象，某个体制内的领导者如果不服气，可以展开辩论，公开的电视辩论更好。真理越辩越明，也能进一步开启民智。遗憾的是，嘉兴电视台的那个节目，将“公器”给了一方使用，既不公平，也愚弄了民众的思维和观念。

　　相比之下，《中国青年报》就比较得体。该报在发表童大焕与晏扬批评袁鸿林现代私塾的文章后，也发表袁鸿林的反批评文章，让双方摆事实，讲道理。(见217—225页)袁鸿林在书中客观地将争论双方的全文或主要观点一一披露，让读者明断。我认为这就是很好的态度和做法。如童大焕发在2004年11月11日《中国青年报》的《男博士做全职爸爸是否会扼杀孩子的无限可能性》，袁鸿林就针锋相对地指出童大焕“出于一种封建的心态”“摆一种‘父为子纲’的架子，犹如《红楼梦》中的贾政之于宝玉。与当下提倡的亲子教育相比，这是何等的落后。拿着这种落后的东西，当做宝贝来提倡，还要棒杀他人，可笑。”(216页)对童大焕“很多细节还没有搞清楚，便信笔写来，广征博引，胡乱生发，不够严谨，也不负责任”作了反批评。(219页)白纸黑字明明白白写在那里，读者仔细对比，自然会作出正确的判断。还像晏扬同样是质疑袁鸿林办私塾教女儿的内容的文章，以不同标题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现代快报》《河南商报》《齐鲁晚报》等多种报刊，袁鸿林选择《中国青年报》发表自己的观点，说明自己“办私塾教女并非挑战体制”。双方当时的文章，现在都收在书中，读者从中了解了论辩的来龙去脉，看到了各自的观点和论述，认识到谁是宽容的一方，谁在拉大旗，排挤对方。读者通过自己的思考，可以形成正确的观念。

　　(三)

　　宽容就是允许多样性，允许百花齐放。宽容是现代先进社会中人们应有的思想素质和处事方式。宽容是对话的先决条件。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第5章中说：“家长与教师之间必须进行真正的对话，儿童的协调发展要求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互相补充。”(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96页)在媒体朋友的提议与帮助下，袁鸿林在女儿在私塾里上学到9岁时，插班到一所公立的全日制初中的二年级就读，拓展了女儿的交往范围，也检验了5年早教和私塾教学的成果。在女儿插班就读的断断续续的一学期中，袁鸿林和学校老师和校长密切交往，“进行真正的对话”，丰富了他的实验研究，使他对早期教育与后续教育怎样有效对接，有了更多、更深刻的认识。书中大量的叙述和分析，说明袁鸿林的实验是非常严谨与科学的。第44届《国际教育大会宣言》指出：“必须在正规教育系统与各种形式的非正规教育之间寻求协同作用”，要相信“非正规教育组织在塑造年轻人的个性过程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教育的使命》，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189页)教育是人类持续发展的重要前提。教育是我们共同的事业。早在1993年12月16日我国政府所签署的《德里宣言》中说，教育“要求所有人的承诺和参与，超越不同的见解和政治立场予以通力合作”。(同上书110页)袁鸿林的实验研究，可谓上述重要文件精神的可贵实践。只有全日制一种教育形式的话，教育就永远不会有春天。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才春满园！我认为，只允许一种教育形式存在，那是几千年来封建专制的残余思想在教育领域的反映。

　　在徒有“实验”之名，根本没有实质性的、像样的“实验”之实的所谓“实验学校”遍地开花的今天，难道还“只许州官放火，不让百姓点灯”？为什么不能容忍富有实验研究能力的袁鸿林搞实验？

　　“教育倘若努力考虑个人和群体的多样性，同时避免自身成为社会排斥的因素，那么它就能够成为促进团结的因素。”“尊重个人的多样性和特性是一个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应导致摈弃任何标准化了的教学形式。正规教育系统常常受到不无道理的指责，说它限制个人的充分发展，因为它强迫所有儿童接受同样的文化和知识模式，而不充分考虑个人才能的多样性。”(《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第2章，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40页)袁鸿林的私塾教学实验，完全符合上述文献中的“先见之明”。我为中国的教育园地里“呼之欲出”的“袁小逸模式”欢欣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