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三国演义》，诸葛亮犹如一尊完美的天神。但看《三国志》，诸葛亮便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伟人，只是不再十全十美。他会犯错，甚至犯大错。在他身上也有伟人常有的一些缺失。大家所熟知的“诸葛亮挥泪斩马谡”，便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他的真相。

马谡为诸葛亮一手所提拔，从北伐前普通的越隽太守提至高级将领参军，并被委以先锋重任。首先，马谡的确是个人才。《三国志》裴注引《襄阳记》曰：“建兴三年，亮征南中，谡送之数十里。亮曰：‘虽共谋之历年，今可更惠良规。’谡对曰：‘南中恃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公方倾国北伐以事强贼。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亮纳其策，赦孟获以服南方。故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

这里体现了马谡的才识。而且，南征是诸葛亮首次亲自带兵指挥，并取得了辉煌战果，而这个辉煌就与马谡紧密联系在一起。这成了诸葛亮重用马谡而不用那些老将的起因。第二，诸葛亮与马良、马谡兄弟的关系非同一般。《三国志·马良传》：“马良字季常，襄阳宜城人也。兄弟五人，并有才名……先主领荆州，辟为从事。及先主入蜀，诸葛亮亦从后往，良留荆州，与亮书曰：‘闻雒城已拔，此天祚也。尊兄应期赞世，配业光国，魄兆见矣。’”这里马良称诸葛亮为“尊兄”，可见，他们早已称兄道弟。裴注：“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亮年长，良故呼亮为尊兄耳。”《马良传》所附“马谡”传又说：“良弟谡，字幼常，以荆州从事随先主入蜀，除绵竹成都令、越隽太守。才器过人，好论军计，丞相诸葛亮深加器异。先主临薨谓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谓不然，以谡为参军，每引见谈论，自昼达夜。”诸葛亮很器重马谡，甚至无视刘备的训诫。

关于先主（刘备）品评马谡之言是否可信，众说纷纭。有些学者认为这只是后来的附会。金性尧《三国谈心录》：“《马谡传》（《三国志》并无独立的马谡传，该传附于《马良传》——袁按）中还有这样的记载：刘备临终时，对诸葛亮说：‘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犹不谓然。后人对此事常有引用，《集解》引朱璘云：刘备病危时，与托孤之外，不闻品评一人，何以于马谡如此注意？诸葛亮之事刘备，极其谨慎，平日无一事任意而行。刘备果有是命，必详加审查，‘何至竟云亮不以为然？’朱邦衡云：‘当日托孤，事势危迫，宿将如子龙，时望如陈震、董和，不闻一及。马谡是时名位卑微，亦未显有过失，先何以预为叮咛？朱氏（璘）之辩甚是。’两论皆甚精当，必是因马谡败事被斩而附会上去的。”刘备长于看人，且看得很准，死前也不只臧否马谡一人。如还称赞向宠，诸葛亮《前出师表》就明确提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刘备对马氏兄弟很熟悉，器重马良，《马良传》：“先主称尊号，以良为侍中。及东征吴，遣良入武陵招纳五溪蛮夷，蛮夷渠帅皆受印号，咸如意指。会先主败绩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为骑都尉。”刘备似对马谡无好感，而诸葛亮跟马谡的关系又非常密切，故在其托孤时特意训诫诸葛亮，并非不近情理。

刘备托孤，“顾命大臣”本不只诸葛亮一人，还有李严（后改名平）。《三国志·李严传》：“章武二年，先主征严诣永安宫，拜尚书令。三年，先主疾病，严与诸葛亮并受遗诏辅少主；以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刘备如此精心安排，显示他主要倚重诸葛亮的政治才能，却深知他缺乏实际的军事经验。

刘备生前，对诸葛亮的战略计策多所采纳，却从未让其单独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临死，他还是安排李严“统内外军事”。其用意之深，值得玩味。可惜，诸葛亮并无自知之明，未能认真执行刘备遗嘱。诸葛亮五次北伐，均未成功，固然有各 种因素制约，但他本身缺乏独当一面的军事才能，难以胜任重大战役指挥，却也是重要原因。于此看来，刘备对诸葛亮和马谡颇有先见之明。刘备批评马谡的话，明明见于正史《三国志》，而且还举不出任何反证，为何有些学者偏认为这只是“附会上去的”？我想，他们是为了保全诸葛亮的完美形象。长期以来，“诸葛一生唯谨慎”已广为乐道，好心的学者不愿让诸葛亮身负抗主之名，也属可以理解。同样，很多学者也不愿相信《三国志》关于马谡失街亭后曾有“逃亡”一事。金性尧《三国谈心录》：“《蜀志·向朗传》记，‘朗素与马谡善，谡逃亡，朗知情不举，亮恨之’。此事亦不确，谡果逃亡，本传中为何未载？就马谡的性格与人品看，尚不至此，何焯、周寿昌皆有辩驳。”我认为金性尧此说可以商榷，所以载于《向朗传》，便是因为马谡畏罪潜逃，“朗知情不举”而被罢丞相长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秘书长）的高官，致使他赋闲二十年。《向朗传》裴注对此深信不疑：“臣松之案：朗坐马谡免长史，则建兴六年中也。朗至延熙十年卒，整二十年耳，此云三十，字之误也。”马谡“本传”中未载“逃亡”，他们所以不信，“本传”却记有刘备对马谡的品评，他们还是不信。

马谡虽然才高，却同诸葛亮一样，缺乏领兵作战经验。因此，他在街亭不听副将王平苦劝，也不顾诸葛亮的再三叮咛，竟屯军于山上，致使惨败。但他罪不至死。首先，他是因为缺乏经验而部署不当，并面临魏军的突袭和火攻时，应变失当而导致失败，并无偷生渎职。再则，街亭失守只是初战失利，导致大军整体溃退，则有诸葛亮总体部署和指挥上的无能，如此重要战役却无应急措施和补救方案。因此，就全局成败而言，主要责任并不在马谡，而是在诸葛亮身上。当时参军蒋琬（诸葛亮亲定的死后继承人）曾婉言劝诸葛亮：“天下未定而戮智计之士，岂不惜乎！”（裴注引《襄阳记》）其时，为马谡求情者当不止少数，诸葛亮完全可以顺水推舟。然而，诸葛亮最后还是选择了挥泪斩马谡，则是深有原因的。

这个深层的原因，就是诸葛亮在刘备死后权力欲望上升，一改“谨慎”形象，独揽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治到军事的一切大权。《三国志·诸葛亮传》：“建兴元年，封亮武乡侯，开府治事。顷之，又领益州牧。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

这自然违背了刘备托孤初衷。作为另一个“顾命大臣”的李严，完全被排斥于领导核心之外，酿成两位顾命大臣之间的严重内讧，最终以李严的失败丢官告终。

此事曾一度震动朝野。李严在争斗中不惜采用低劣卑鄙的手段，事情败露，也属咎由自取。然而，诸葛亮的专权自重形象也并不光彩。实际上李严出此下策，也与诸葛亮的步步紧逼有关。观其《前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等言，可深感诸葛亮对后主刘禅的实际操控和教训口吻犹如高高在上的太上皇，就此而言，这也是中国历史上千古未有的独特文献。如不考虑诸葛亮对蜀汉刘氏政权的长期忠诚，那么诸葛亮之对后主，也近乎曹操之对汉献帝了。陈寿在《诸葛亮传》中再三感叹：“及备殂没，嗣子幼弱，事无巨细，亮皆专之。”在独断专横并与李严激烈内争的过程中，很难设想诸葛亮会对首次北伐的失败认真反思，并引以为训，他只会为他的失败寻找推托之词和替罪之羊，于是，导致首战失利的马谡也就非死不可了。这样，诸葛亮最多也只需承担一个相对无足轻重的用人不当的责任。他后来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窃非据，亲秉旄钺以厉三军，不能训章明法，临事而惧，至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三国志·诸葛亮传》）只承认“授任无方”而敷衍塞责。

关于马谡之死，《三国志》的数处记载有所不同。《三国志·马良传（所附马谡传）》：“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而亮违众拔谡，统大众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亮进无所据，退军还汉中。谡下狱物故，亮为之流涕。”“谡下狱物故”，也就是说他死于狱中，并无问斩之意。《三国志·诸葛亮传》：“魏明帝西镇长安，命张郃拒亮，亮使马谡督诸军在前，与郃战于街亭。谡违亮节度，举动失宜，大为郃所破。亮拔西县千余家，还于汉中，戮谡以谢众。”这里却说，诸葛亮回汉中后便将马谡杀了。《三国志·王平传》：“丞相亮既诛马谡及将军张休、李盛，夺将军黄袭等兵。”不仅马谡被诛杀，此案还连累多人，向朗为此罢官，张休、李盛也连带被斩，黄袭被免职等等。马谡虽初时曾有潜逃，但后来还是甘心替罪赴死的，死前给诸葛亮上书：“明公视谡犹子，谡视明公犹父，愿深惟殛鲧兴禹之义，使平生之交不亏于此，谡虽死无恨于黄壤也。”（裴注引《襄阳记》）看来，马谡是下了决心用自己的人头来给诸葛亮解开推卸责任的难题，只是提出要善待他的后人。当然，对马谡之死不免内疚的诸葛亮，自会为他临祭流涕，也必定会善待其后人。可怜马良、马谡兄弟，死时分别为三十六、三十九岁。 （2008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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