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米云

　　对我们这一代家长来说，游戏机的出现是“老革命碰到新问题”。在我们的成长经历中，连看一场电影都要高兴一礼拜，哪里想得到世上还会有如此好玩的东西。1990年，我儿四岁，卡式游戏机初兴，看到别的孩子在玩，他自然便有这方面的呼吁。那么，如何对待游戏机，如何制定游戏机政策，便成为家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饭后散步，我与先生召开“专题研讨会”。我主张“禁”，认为孩子自控能力差，心如走马易放难收，上了瘾怎么办？先生则主张“疏”，以经典的大禹治水为例——堵不如疏，不让他玩就越想玩，让他玩，过一阵子自然就不新鲜了；再说也不可能永远不让他玩，永远不让他享受这一人类文明的进步。想想自己小时候，如果能玩上游戏机，那还不是会高兴得十天十夜都不睡觉！此外，游戏机毕竟还能训练孩子的灵敏协调与集中精神。最后，我们统一了意见：总体支持，适当限制。为节省一点钱，专门托人上广州买回一架“霸王花”牌卡式游戏机。接过这架游戏机，孩子高兴极了。

　　在这一重大问题上，我们理解了孩子的愿望，避免了感情对立，孩子也由于被理解而愿意理解我们，愿意接受我们推出的同步政策。经过最初一周左右的疯狂，我们也积极参与，什么“魂斗罗”“打鸭子”“抓坏蛋”，确实很好玩，但新鲜度毕竟大大降低，他也逐渐明白“玩也只是玩，还有其他的事要做”。我抓住机会，慢慢向他灌输“度”的概念，明白自我控制的必要。

　　当时，社会上对游戏机的态度还是一片“堵”声，对游戏机的负面效应看得较重，像我们这样的家长专门为孩子采购游戏机，有一定的新闻点。我先生当时在浙江广电高专有不少学生在电视台工作，一位学生知道后，专门来采访。那天，儿子正好在玩游戏机，而且还在兴头上。女主持人(我先生的学生)摸摸他的头：“你真幸福，多少孩子的家长不让玩呢！” 这次采访播出后，有一定的社会影响，我周围的一些家长转变了“严禁”政策。

　　1999年，游戏机一再升级，卡式机已经落伍。孩子提出要玩正式的电脑软件游戏。这时，他已上初中，学习任务渐重。我看到媒体不断报道孩子沉溺游戏机，严重耽误学业，甚至去偷去抢，坚决反对为儿子购置电脑。先生也有点犹豫，但还是觉得“疏”比“堵”好。其时，家庭经济尚不宽裕，我先生的工作电脑还是1993年买的“286”升级版，但儿子还是说服我，挤出七千余元为他买来高配置的“486”，来沪后又升级为“586”。他的电脑永远是家中的最高配置，我只须用他的“淘汰版”就已经“煞煞宽”(尽够了)。如今，他已是家里的电脑高手，大学里的电脑课对他来说真叫“勿要太轻松哦”！

　　我们之所以在孩子的初中时代便为他配置专用电脑，除了让他顺便学习电脑操作外，还有一大用意：避免他上游戏厅。游戏厅环境复杂，容易受流氓欺负，容易走上歪道。而要想让孩子不上游戏厅，最好的方法便是让孩子在家里玩，让他领同学上家玩，玩得比游戏厅更舒服、更畅快。此外，游戏机还有一项不易察觉的功能：能够培养孩子静下心来，习惯独处。而人生之旅中，学习“独处”也是一门必修课，古代贤哲不是一再告诫“慎独”么？

　　应该说，儿子对电子游戏是比较偏爱的(95%以上的孩子没有不爱的)，他的“私房钱”都投资了“游戏软件”(大概有2000元)。虽然多了一点，但我们认为他的钱毕竟该由他支配，只是不断提醒他“悠着点”“量入为出”。

　　当然，一切教育、一切政策最终须接受结果的检验。2000年，全家迁沪；2001年他参加上海中考，以全校前10名的成绩进入市重点——复兴高级中学(虹口区第一)——一座非常美丽高档的中学(带室内游泳池、篮球场)，而且离家仅须步行7分钟。2004年高考，进入上海大学，学习成绩位居班级前列，能拿到奖学金。应该说，我家的“游戏机政策”大致还算成功：既让孩子享受到游戏机的快乐，又未让他沉溺其中荒废学业。总结经验，还是那个古老的字——度。

　　如今，我们仍然坚持“疏”的政策，同意他拎走家中的“手提”。我的考虑是：有诱惑才需要控制，有控制才能成熟。毕竟，心理成熟得完全依靠他自我完成，任何人都无法代替。在这一点上，我们只能相信孩子，只能让孩子下水，在游泳中学会游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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