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尚志的一生，从一定意义上说，是东北抗联战史的缩影。

　　他既是一部壮丽的史诗，又是一出令人叹惋的悲剧；既创造过辉煌的篇章，又经过了惨痛的坎坷。

　　他所有的辉煌和遗憾都体现在他四起四伏的传奇之中。

　　第一次起伏发生在“九一八”事变后不久。

　　1932年6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前往松花江北岸的巴彦，打开北满抗日局面。

　　当地的抗日领袖张甲洲敞开怀抱迎接他，说：“你来了，独立师就有救。你可以全面地指挥它。”

　　张甲洲原本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弃文从武，拉起了“东北工农义勇军江北骑兵独立师”，好不容易发展到了百十来人，但旋即被反动民团拉走一半，剩下的人马也在打散伙的主意。

　　“那我就按自己的方法干了！”赵尚志一拍胸脯，接过重担。

　　当仁不让，舍我其谁，是他最鲜明的性格特点之一。

　　上任伊始，他采取三项措施：一是打乱原来的山头编制，重新组编三个大队；二是在部队中建立中共秘密支部，形成领导核心；三是严整军纪，宣布以后凡是敢拿老百姓一只鸡者，就地枪决！

　　三把火过后，独立师面貌焕然一新。

　　为解决军需严重匮乏，赵尚志联络东北军柴洪猷团，商议攻打巴彦县城。

　　“赵先生黄埔军校出身，满腹韬略，独立师又人多马壮，攻城由你们挑大梁！”柴洪猷又想捞便宜又怕损失人马。

　　“行，我们主攻，你们助攻！”

　　9月初的一个拂晓，独立师与柴洪猷团突然杀进巴彦城，赵尚志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挡者死，避者伤。

　　占领县城后，柴洪猷纵兵洗劫银号、商店。赵尚志闻报后大怒，派兵抓住两个正在抢劫绸缎庄的柴团士兵，要军法从事。

　　柴洪猷露出蛮横的嘴脸：“赵先生，你想怎么样？”

　　赵尚志愤慨地说：“这种人只会糟践老百姓的东西，与鬼子有什么两样？不杀，留着害人？”

　　“他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解决军需，我们抗日跟赵先生不同，要吃饭，要穿衣。”柴洪猷阴阳怪气地说。

　　双方不欢而散。

　　进攻巴彦城，打响了赵尚志的名号，但埋下了独立师覆亡的祸苗。

　　怀恨在心的柴洪猷与独立师中被赵尚志削去兵权的惯匪头目勾结，计划里应外合，杀掉张甲洲和赵尚志，然后胁迫独立师降日。动手前几个小时，一个喝醉了酒的头目泄露了此事，张、赵匆忙将队伍拉往巴彦北部山区，躲过了这场危机。

　　在巴彦，不止是柴团仇视“冒红”的独立师，其他地方武装也想除之而后快。这年10月，赵尚志率部下山，攻打东兴镇，目的是解决过冬物资。他们一举打垮了镇内伪军，正在打扫战场，两位绅士模样的人找上门来。

　　领头的商会会长说：“贵军是抗日义师，有什么需要，只管吩咐，我们愿意出一份薄力。”

　　赵尚志见他们热心，直言相告：“部队缺乏过冬物资，特别是冬装，不知可否接济？”

　　“不就是棉衣、棉被和皮毛褥子吗？这个好办，你们在镇内稍候，我们分头去操办。”商会会长将独立师引至设安局休息。

　　赵尚志不知是计，放松了警惕，与独立师的战士喝茶聊天，等候商会把物资备齐。不多一会，设安局外响起密集的枪声，当地“红枪会”的会众和伪军重新杀回。赵尚志仓促应战，率部突围，战斗中，30多名战士牺牲，赵尚志自己也被子弹击中眼部，眇了一目。

　　此战过后，独立师元气大伤。11月，中共满洲省委将独立师改编为红军，要求实行土地革命。这种政策与东北人民急迫的抗日意愿背道而驰，在执行中处处碰壁。3个月后，独立师在四面楚歌中彻底解体。

　　赵尚志回到哈尔滨，要求省委适应抗日救亡的形势，停止执行过“左”的政策。新任省委书记魏抱一认为赵尚志犯了右倾错误，而且态度“极为恶劣”，开除了他的党籍。

　　刚刚打出名气的“闯将”很快就被命运抛向了失意的低谷。

　　认输不是赵尚志的性格，他决心从头做起，于是开始了他抗日生涯的第二次起伏。

　　带着一丝惆怅、一缕愤懑，赵尚志离开了哈尔滨。离开时，他没有告诉任何人。

　　在哈尔滨以东的宾县、珠河，活跃着一支由孙朝阳指挥的义勇队。东北人喜欢用首领的名字简称部队，这支义勇队被当地人称为“朝阳队”。

　　1933年春，“朝阳队”来了一位投军的独眼汉。

　　“一个半瞎子，有什么用？不要。”孙朝阳闭门不纳。

　　“人不亲山亲，山不亲乡亲，都是朝阳老乡，怎么这么绝情？”赵尚志在门外大声地嚷道。

　　孙朝阳与赵尚志都是辽宁省朝阳县人，碍于老乡的情面，孙朝阳收留他做了一名马夫。不久，“朝阳队”发现这个马夫不简单，有人见识过他的枪法，根本不用瞄准，挥手一点，就能击落空中惊飞的鸟雀。更令人惊奇的是，他还精通兵法。

　　一次，“朝阳队”被宾县日伪军三面包围，部队准备朝没有发现敌情的一面撤退。

　　赵尚志站出来：“司令，退不得。鬼子采取的是围三阙一的战法，就是三面进逼，只留一条山沟让我们钻，那条山沟肯定是个口袋，进去了别想出来。”

　　“那怎么办？”孙朝阳没了主意。

　　赵尚志建议义勇队迎着敌人走，趁夜色从他们的结合部钻出去，攻打空虚的宾县县城。

　　“好，由你带着兄弟去打，打赢了，升你做我的军师。”孙朝阳许诺。

　　这仗只成功了一半，宾县没有攻克，但“朝阳队”保全了下来。孙朝阳说话算数，任命赵尚志为参谋长。

　　8月，宾县日伪军倾城而出，寻找义勇队决战。接受赵尚志的建议，孙朝阳联络“九江”、“四海”、“战胜”等山林队，酝酿攻城。

　　山林队的头目犹豫不决：“你有几分胜算？”

　　孙朝阳说：“我有能人相助。”

　　8月11日，4支义勇队组成联军进抵宾县城。守敌紧闭城门，严防死守，进攻受阻。

　　赵尚志担任前敌总指挥，指挥一门木炮：“瞄准城门，开炮。”

　　一炮过去，“咣”的一声，城门纹丝不动。

　　“再打一炮。”

　　又是“咣”的一声，这次城门晃了一下。

　　“再轰它的舅子！”

　　第三炮过去，城门轰然坍塌。

　　“冲啊！”联军一拥而入，占领县政府、警察局、捐税局，缴获了大批武器弹药。

　　“赵尚志木炮打宾州”被联军战士加以演绎，流传开来。

　　声名鹊起的赵尚志成为日军的眼中钉。哈尔滨特务机关派出奸细混入“朝阳队”，利用队中一些惯匪的妒忌心理，准备暗杀赵尚志和对他言听计从的孙朝阳。中共珠河中心县委获悉这一阴谋后，通知赵尚志连夜出走。

　　再次孑然一人的赵尚志陷入深思。他从连续两次跌倒的惨痛教训中得到一个启发，即发展抗日武装不能采取借腹生子的办法，要组建听命于党的队伍！于是，他开始了第三次崛起。

　　1933年9月，赵尚志拉起了一支队伍——“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起初只有六七个人，后来发展到数十人，频繁活动于哈尔滨及以东地区，把哈东五县(珠河、双城、延寿、阿城、宾县)变成了哈东抗日游击根据地。

　　赵尚志用两个字概括自己的战术，一是“游”，行无定踪，宿无定点，军无定制，时而集中，时而分散，始终处于飘忽流动之中。二是“击”，集中打击日伪军，铲除附逆的保甲长。仅1934年8月，他的部队即向中东路发起91次攻击，平均每天3次，毙伤日伪军148人，造成火车脱轨16次，直接经济损失130万元。日军第十师团师团长岩越哀叹道：“小小的满洲国，大大的赵尚志，不消灭他，东北难安！”

　　1935年1月，哈东游击武装合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下辖一个师三个团，赵尚志任军长兼师长。稍后，中共满洲省委恢复了他的党籍。

　　从这年开始，赵尚志步入了大展雄风的辉煌时期。1935年3月，第三军与谢文东领导的联合民众救国军、李华堂领导的自卫军支队和祁致中领导的抗日山林队在方正县大罗勒密会师，决定组成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公推赵尚志为总指挥。这次会议，标志着北满和下江地区的抗日武装实行统一领导。这一地区的武装斗争从此发生了质的飞跃。

　　就在这时，满洲省委作出了向牡丹江中游开辟新区的错误决定。在赵尚志带领主力出击期间，日军集中哈东五县的兵力，攻陷了珠河抗日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第三军被迫向下江方向寻找新的出路。1935年12月，进至方正、勃利、依兰，遭到日军围困。赵尚志提出联合第四军和谢文东、李华堂部，到松花江以北的汤原开辟根据地的战略建议。

　　这个建议遭到谢、李的婉拒。他们认为，赵尚志的名声太大，他走到哪里，日本人就追到哪里，跟着他，部队的风险太大。

　　赵尚志不为所动，带领主力渡江北上，进入汤原，迅速打开局面。到1936和1937年，他以第三军为核心，协同指挥抗联第六、九、十一军，开辟了北满抗日的鼎盛时期，团聚在他旗帜下的兵力有六千余人。

　　就在这时，一件令人不解的悲剧发生了。

　　1937年12月，日军抽调关东军精锐部队第四师团和第八师团，加上伪军4个混成旅共5万余人，向第三军发起空前规模的“讨伐”。鉴于弹药奇缺，一时难以克服，赵尚志想到了近在咫尺的苏联共产党，于是写信给驻伯力的苏联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请求伸出援助之手。

　　这是一件令赵尚志后悔不已的事。

　　过了不久，越境回来的第六军一师代理师长陈绍滨带给满洲省委一个口信：苏联远东司令部要求东北抗联的主要负责人前去商谈重大问题。

　　口信令联军极为振奋。他们开出一个长长的清单，列举紧缺的枪支、子弹、药品、服装，以及关于在黑龙江对岸苏联境内为抗联建造后方医院、营地和培养干部的方案。他们还有一个更为迫切的想法，就是希望通过苏联，与中断联系的中共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取得联系。

　　在决定商谈代表时，赵尚志提议擅长外交的总政治部主任李兆麟去。

　　“我不合适。”李兆麟说：“苏方指定的人选是东北联军的主要负责人，你是总司令，你不亲自去，恐怕会让人怀疑我们的诚意。”

　　“我是第三军军长、北满总司令，现在正值日军讨伐期间，不能长期脱离指挥岗位。”赵尚志有顾虑。

　　“估计用不了很多时间，如果其他的人去，当不了家，需要来回请示汇报，浪费的时间可能更多。”李兆麟劝道。

　　想想，也有道理。

　　1938年1月1日，赵尚志带着警卫员，越过冰封的黑龙江，来到苏联境内，找到苏军的边防人员，表明身份。

　　苏军边防人员不由分说，以对待非法越境者的态度，收缴了他们的武器。第二天，又将他们用卡车押送到伯力监狱。

　　开始，赵尚志还以为边防人员不了解情况、例行公事，待到了监狱才觉得情况不妙，于是自报身份，要求面见远东军最高负责人。

　　远东军来了一名少校。

　　赵尚志愤怒地提抗议：“我们是应苏联远东军司令布留赫尔元帅的邀请，专程前来商谈重大事情的，你们却如此粗暴和无理。请问这是什么道理？”

　　“我向司令部请示。”少校不敢做主，到隔壁房间打电话。过了半晌，他回来，严厉地说：“元帅没有向你或东北抗联的其他领导人发出过任何邀请，你们不是客人，而是擅自偷越国境的犯罪分子。按照我们的法律，应该判刑。”

　　赵尚志被关押在伯力监狱长达18个月。

　　他临行前，与李兆麟等人约定，一个月后派部队来边境接运援助物资。1938年2月，第六军军长戴鸿滨、第三军一师师长蔡近葵、九师师长李振远带领五百余人前来接应，与日军遭遇，无法返回，遂决定进入苏联境内，寻找总司令。他们进入苏境，也被收缴武器，戴鸿滨等人亦被关入伯力监狱，其部下五百余人被苏联作为人情送给了新疆军阀盛世才。

　　赵尚志前去苏联被扣成为一个难解之谜。是误会还是阴谋？是中间起了变化，抑或原本就是一个圈套？如果是蓄意设下的陷阱，那么处心积虑要陷害他的人又是谁？这些疑问至今仍然无法解答。

　　有一点是明确的，这场悲剧最大的受益者是日本人。

　　在赵尚志被扣期间，日军仅用23天就基本摧毁了北满抗日联军赖以生存的汤原游击根据地。接着，各路抗日联军均遭受严重挫折，面临灭顶之灾。这不仅是赵尚志军事生涯中最大的挫折，也是北满抗联由盛转衰的标志。

　　赵尚志被扣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联军其他领袖的关注。1938年春，周保中带领第七军到达苏境，第一件事就是向苏方提出交涉：“赵尚志等人被关在哪里？必须赶快放人，让他们重返东北战场！”

　　1939年6月，赵尚志终于获释，与第六军军长戴鸿滨、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等百余人回到东北。此后，他开始了生命里程中最后的抗日活动。

　　1942年2月，日军派奸细刘德山、张青玉打入赵尚志的队伍。他们利用赵尚志急需枪弹的心理，诱使他作出攻打鹤立县梧桐河警察署的决定。

　　2月12日凌晨3时许，赵尚志带着刘德山、张青玉、姜立新、王永孝等4人来到梧桐河外围一个菜园里。

　　“镇上我熟，先摸摸动静再说。”张青玉提议。

　　赵尚志不知有诈，同意了。

　　张青玉跑到警察署，对等候已久的日军特务部主任东城政雄和警备队长穴泽武夫报告：“赵尚志来了。”

　　他带领日军分两路包围菜园。

　　赵尚志等了一会儿，觉得有些蹊跷：“我们也到镇上看看。”

　　刘德山故意走在后面，听见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知道大队人马已经上来，于是掏枪向赵尚志和警卫员射击。

　　“砰”的一声，走在最前面的王永孝应声倒地。

　　又是“砰”的一声枪响，赵尚志一个趔趄，子弹从他左肋射入，洞穿右腹而出。

　　他挣扎着转过身来，看到刘德山狞笑的脸，骂道：“坏人。”扬手就是两枪，分别击中胸部和头部，刘德山当场毙命。

　　听到枪声，日军向菜园奔来。赵尚志忍着剧痛，将身上机密文件交给姜立新：“我掩护你，快走！”

　　他伏在地上，朝日军不停地射击，直至昏迷。

　　醒来时，赵尚志已被押到梧桐河警察署。

　　伪鹤立县警备科长陈云峰突击审讯：“你是抗联总司令赵尚志吗？”

　　“你是中国人的败类，白披了一张人皮，有什么资格跟我说话！”赵尚志痛斥道。

　　陈云峰恼羞成怒，狠踢他的腹部。赵尚志再次昏迷过去。

　　东城政雄令人用一盆水将赵尚志浇醒，吼道：“赵尚志，你的快点招供？”

　　赵尚志轻蔑地啐了他一口唾沫：“你是一个畜生，我怎么能跟你这种东西讲话。”

　　残暴的东城政雄用皮鞋猛踩赵尚志溢出腹部的肠子。

　　8个小时后，赵尚志在日军的酷刑下停止了呼吸，终年34岁。

　　赵尚志死后，日本特务机关还不敢确认他的身份，又令已经投降的旧部李华堂前来辨认。

　　李华堂来到梧桐河警察署，看见赵尚志躺在囚室的地上，圆目怒睁，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喊道：“总司令，你到底也这么着了吗？！”

　　日军大喜，用锯子将赵尚志的头颅锯下，送往长春伪满军政部，与杨靖宇的头颅并排陈列在一起。他们还将赵、杨的遗像印成照片，广为散发，宣称东北抗联已经彻底失败。

　　出乎日军意料的是，赵尚志的牺牲更加激励了抗联战士的斗志，他们踏着烈士的鲜血更加骁勇地战斗在日军后方。

　　赵尚志(1908-1942) 辽宁省朝阳人。幼年时当过学徒，做过杂役和信差，受尽了各种苦难。后来家境稍有好转，于1925年2月考入哈尔滨许公工业学校，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入广州黄埔军校学习。中山舰事件后，按照党的指示，重返哈尔滨，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和1930年两次遭到奉系军阀的逮捕。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经中共北满省委营救出狱，从此他一直活跃在北满抗日斗争最前线。在1942年的一次战斗中，负伤被俘，壮烈牺牲，时年3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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