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伊曼 / 青年作家

　　由于误了航班，好不容易除夕前一天才又搞到回家的机票。下了机，我身上还穿着上机前在上海单薄的行头，忍不住打了一个冷颤。

　　坐上来接我的车，妈妈瞥了一眼我只穿了丝袜的双腿，顿时尖叫起来：“你不要命啦！”一边用手指戳着前座睡得迷迷糊糊的爸爸：“你快看你闺女，要美不要命，怪不得在上海还要我给她寄了几次药……三天两头生病，活该啊！活该！”

　　爸爸从座椅上惊醒，盯着我看了半天，浑浑沌沌跟腔说：“就是……活该！”

　　我没有顶嘴，心想他们何时感情这么好了，唱双簧一样。扭过头看车窗外，一片片光秃秃的树从眼前飞速掠过，十多分钟过去，却始终没有见到一片绿叶。

　　北方的年味总是比较浓。车子进入市区，小摊基本上都已清走，街上都是从百货公司涌出的提着大包年货的人。树上挂着一串串红线，到了傍晚则亮起灯。而最明显的，是随便走进一个住宅区，都能听见从厨房传出“噼里啪啦”油炸的声音，排风扇呼呼作响，顺便传出一股裹着面糊的带鱼、排骨和鸡肉的味道。这味道家家相同，仿佛他们的带鱼都是从同一片海域里捞出来的，排骨是从同一头猪身上砍下来的。

　　当然我家也不例外，这些事都由我妈来管。肉一道道炸完，分装到十多个碗里，放进冰柜，吃的时候直接拿出来上笼蒸。直到元宵节之前，家里只要来了亲戚，必然就吃这几碗肉。有时候为了弄干净一块猪肉，我半夜三点起来上厕所，还看见我妈带着老花镜手持镊子蹲在地上寻找猪毛，而我爸则在隔壁房间上网，音响里时不时有人催他“出牌”。

　　这时我知道相较从前，他们的感情好了一点。但，也只是好了那么一点罢了。

　　初五的时候，家门口的百货公司年后第一天开业，我妈挤进去抢了一些蔬菜，回来的路上顺带给我买了顶帽子。等我中午睡醒起来，那顶挂着两束辫子的帽子已经摆在我的床头柜上了。

　　虽然我曾三番五次提醒她，不要再帮我买任何东西，理由是我能够自己买，况且她买的我也不喜欢。但她当时总说好，事后又继续。我在上海时，她未提前告知的情况下帮我寄过棉被、电热毯、烧水壶、袜子、针线包甚至鞋垫。我都没有用，那些空运来的礼物最终也因我早已有了而显得多余。所以看见帽子的时候我以为，那也不过又是一件多余的礼物。

　　我正要出门，妈妈从屋里拿出那顶帽子说，“你能不能把它戴上？外面风大，这儿不是上海。”

　　我有点吃惊，她竟然用了“能不能”这样的字眼。

　　“又不冷，而且好难看。”我嘟囔了一句。

　　这时她脖子一扭，转头向坐在里屋上网的我爸大喊，“你闺女要死啦，刮那么大的风，不穿裤子就算了，买了帽子给她也不戴。”

　　每逢这种时候，似乎也只有这时，她才真心想要扮一回软弱，向我爸求援。而我爸竟然也很快就接了腔，“你不要不听你妈的话，她也不总是错的，把帽子戴上。”

　　我有点语塞。虽然一年只有几次，但我还是难以适应这两人突然间变成极默契的搭档，只是为了说服我戴上一顶难看的毛线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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