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家们计算，这样能从害虫口里挽救出4 000万吨玉米。但现在还不允许这样的玉米在全世界广泛耕种，因为科学家们还在和环境保护者们争论，这种转基因玉米是否存在危险，危险的可能性有多大。遗传工程学家们说：这种消灭害虫的物质对人类一点也不危险，因为它们在胃里可以被很快分解掉，可以把它当作农药在有机农田中喷洒，以对抗强盗般的害虫。但全世界许多环境保护者们却对此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人们还不能正确评判基因技术可能带来的后果。

　　遗传工程学家们不仅仅生产植物，还生产细菌。在人类的DNA烹饪书中有不少关于重要生命物质的菜谱，比如能治疗糖尿病的胰岛素，或者用来与病毒斗争的干扰素。如果人们把这些菜谱添加到细菌DNA中，细菌也就能生产出和人类的完全相同，并可以当作药物应用的物质来。

　　但科学家们还有更进一步的想法，他们想把人类的基因添加到奶牛或者山羊的身上去。这样，就能在其奶汁中大量产生人们需要的重要物质，这样的做法被称为“基因农场”。制药企业对此寄予了很大期望，但这种方法也有缺点：“制药奶牛”不能像农场里的普通奶牛一样繁殖，否则这些人工添加的基因会很快丢失。基因农场的奶牛必须成系列生产。基因农业需要克隆。

　　成系列生产的奶牛、能消灭害虫的玉米、可以生产药物的细菌，很多人并不怀疑克隆的先进性。然而，他们害怕科学家最终却无法控制自己创造的生物。难道不可能有新的危险病毒从实验室中扩散出来吗？难道转基因蔬菜不可能诱发新的疾病吗？难道不会有别的动物、植物或者细菌获得这些被添加的基因，并不受控制地扩散开来吗？

　　蒂宾根的诺贝尔奖得主克里斯蒂娜·尼斯莱因·福尔哈德女士非常了解遗传工程技术。她对于转基因玉米毫无畏惧。她说，平常培育方法对遗传性状的改变远大于遗传工程的效果。除此之外，靠遗传工程改变的实验室植物在和强壮的野生植物竞争时也毫无机会。在自由生长的自然界里，这些被添加的基因会在数代之后消失掉。

　　不过这位诺贝尔奖得主也同意为遗传工程制定规则，即科学家们不能把他们的发现直接从实验室投入到日常应用。只有当人们确定，这种添加进玉米的“蛾子杀手”不仅对人类完全无害，而且对自然界也不会造成不良影响的时候，才能允许这样的玉米种植和销售。这样就需要一个让人们对它进行充分检验的过程。遗传技术已经不能再被禁止了，因为它已经属于实验室日常工作的一部分。

　　能再做一个“巴斯蒂”吗？

　　对成熟的哺乳动物，如牛和山羊的克隆却远没有进入日常工作，因为这个过程太困难。人们可以从植物上掰下一段枝条，插在土里就得到一个克隆体。但对动物则不可能，因为动物的有性繁殖非常复杂：雌性产生卵子，而雄性则负责使其受精。克隆并不在它们的计划之中。因此科学家们要费尽力气才能实现其克隆。

　　“多莉”是第一只没有通过受精卵发育而成的哺乳动物。它源于一只年老苏格兰绵羊的乳腺细胞。两位科学家，伊恩·维尔穆特和凯斯·坎贝尔从一家专门公司订购了保存在冷冻箱中的细胞。他们从冷冻箱中取出一些细胞，并以此做出拷贝。这是一个轰动性事件，整个世界为之沸腾起来。一夜之间，仿佛很多事情都变得可能，比如不仅能通过细胞再次唤回最可爱的卷毛小狗“巴斯蒂”的生命，还可以让灭绝已久的生物重新出现，比如猛犸象或者恐龙。甚至还可以克隆人！

　　事实上，不能仅仅靠从冷冻箱中取出一些细胞，就轻而易举地克隆出动物或者人。正如我们需要朋友和家庭一样，DNA也同样需要一个适宜的环境才能开始复制。它需要一个细胞，在这个细胞里能经常交换这样的信息：“哈罗，DNA！你可以挺挺身子，我们必须看看你身上的基因！”或者是：“哈罗，细胞！我现在已经打开了眼睛蛋白质的基因菜单。”这就是基因和细胞之间交换的信息。

　　在细胞里这些事情和脱口秀一样，大家会经常聊天，不过细胞中的聊天可不会像脱口秀那样尽说些废话，也不会那么嘈杂。在细胞里它们不说一个单词，而是使用化学语言。一种特别的化学物质出现后说：“兄弟们，该休息了。”或者是：“懒虫们，我们也许终于该开始下一次分裂了吧？”如果细胞是健康的，它们会理解这些语言的意义，然后开始做自己的工作。如果细胞生病了，它们也许就不会理解休息的命令，细胞开始无止境地分裂，人就会因此患上癌症。

　　伊恩·维尔穆特和凯斯·坎贝尔为了他们的“多莉”，必须强烈干涉细胞之间的对话。一般来说绵羊的发育是这样的：雄性的精子使雌性的卵子受精，两者的DNA结合在一起。但多莉却只有来自乳腺细胞的雌性DNA，在那里细胞的对话和在精子与卵子里完全不同。乳腺细胞DNA只能制造乳腺细胞，它读不出制造胚胎的菜谱。因此科学家必须把孕育多莉的DNA从其原细胞里提取出来并注射进卵细胞，而卵细胞中原来的DNA已经被事先抽走了。卵细胞有足够营养，DNA也能通过必要对话，打开基因菜谱。这样它才可以开始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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