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毕飞宇

　　法国人对图书的热爱我是知道的。大概在三四年之前吧，上海领事馆的法国总领事郁白先生来到南京，吃饭的时候闲聊，他告诉我，他就要离开中国了，最近刚刚买了一些中国书。我问他买了多少，郁白先生想了想，笑着说：“两吨。”

　　一个买书的人用“吨”来做他图书的计量单位，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我想，这可能就是法国人了，做事和说话都要不同寻常。但是，就在不久前，我在法国参加了他们的第二十四届图书沙龙，我终于发现了法国人最平常的一面，最自然的一面，那就是他们对图书的喜爱。我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看到一个手捧宝书的法国人，地铁，街头，公园，咖啡馆，酒店的大堂，一句话，一切可以坐下来的地方。他们捧着书，神情是专注的，忘我的，但同时又是悠闲的，家常的，自足的，像呼吸一样，也可以说，像咀嚼一样。我在中国同样看到过许许多多的读书人，撇开所谓的“专业知识分子”不说，我们的读书人大多是一些临近高考的孩子，或者说，是一些攻研或攻博的年轻人。在他们阅读的时候，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脸上都带上了“最后一搏”的庄严，是总攻，是全力以赴，是迫在眉睫，仿佛赌徒手中最后的一个筹码。等筹码压出去之后，放下图书，立地成佛。

　　不用不好意思，必须承认，从总体上说，我们的阅读要功利得多。关于图书，我们的汉语不是有一个最形象的比喻么：敲门砖。敲门砖，说得好。砖头是有用的，但是，面对“砖头”，我们缺少了一样最简单的东西，那就是日常的感情。

　　我还记得克罗德·巴彦先生带我去游玩的那个下午，克罗德先生六十多岁了，他把我们带到了贝尔拉雪兹公墓。那是一个晴朗的午后，有阳光，却很冷。公墓非常辽阔，肃穆而又冷清。克罗德先生兴致勃勃，他把我们带到了巴尔扎克的面前，带到了普鲁斯特的面前。克罗德拿着地图，一次又一次为我们寻找那些刻在石头上的名字，那同时也是刻在我们心中的名字。

　　然而，真正让我感兴趣的不是石头下面那些“不朽的人”，不是。是公墓里头那些活着的人，是那些普通的市民，准确地说，是那些读者。他们坐在公墓的长椅上，安安静静地读他们的书。有一对年老的夫妇引起了我的特别的注意，他们有七十多岁了吧，也许还不止。他们的年纪让他们无限地安详，一句话都没有，他们就坐在很冷的阳光里，戴着手套，一个人的手上拿着一本书，坐得齐齐的，正正的，用我们幼儿园的老师常说的话说，“很乖”，“很听话”的样子。

　　我不知道他们是枯寂的还是幸福的。我不知道。他们在读什么呢？是巴尔扎克还是普鲁斯特？是《长寿秘诀》还是《怎样安度晚年》？我不知道。我多么地想知道。是怎样的一本书让他们如此地寂寞，如此地安详，如此地满足，如此地幸福？我不知道。我是一个写书的人，我多么地希望在我百年之后有一对年老的夫妇静坐在我的墓前，捧一本莫言的书，捧一本苏童的书，或者，捧一本我的书。我希望那本书是我的。我想我会微笑。这是隐藏在我内心的最大的虚荣。

　　(摘自《文汇报》2004.4.14)

　　(毕飞宇，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有《哺乳期的女人》、《青衣》、《玉米》等。主要著作有小说集《慌乱的指头》、《祖宗》等。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冯牧文学奖、首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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